《卷十四·别录六·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

“忠”被中国人视为天下大公之道、为政之本。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在《忠经》里说道 ：“忠而能仁，则国德彰 ；忠而能智，则国政举 ；忠而能勇，则国难清，故虽有其能，必曰忠而成也。”“忠”从自身开始，自家庭中得以延伸发展，于国家获得归宿并达到最高境界。所以，中国历来对“忠”极为重视，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个人才能，执政者也将“忠”视作为官者最基本的道德品质。 一个人若是没有忠的品质，而仅有过人才能，通常只会顾及自己的利益，或是依仗才能谋私。这样的人拥有的权力越大，带来的祸患也就越大。南宋时浙江衢州人留梦炎，早年聪明好学，也比较讲究名节。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他考取甲辰科状元后仕途一路顺畅，先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后又进左丞相。当时，元朝的铁骑已由远及近，大宋王朝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留梦炎作为总督诸路军马的总指挥，不仅没有率众奋力抗敌，反而临阵退缩，称病在家不出。当元军临近杭州时，身为宰相的他竟然弃官躲回了老家衢州。朝廷两次召请，他都置若罔闻。当元兵攻下衢州时，无处可躲的留梦炎竟然以南宋故相的名义率众投降，并帮助元朝统治者招降了一批宋臣。也正是由于他的背叛，南宋皇宫的女子全部沦为元人的俘虏，受尽了各种屈辱。反观同样是状元出身的丞相文天祥，却散尽家财，拼死抵抗元军。文天祥得知留梦炎投敌后，作了《为或人赋》来讽刺他。也正是因为此诗，留梦炎对文天祥恨之入骨。元世祖忽必烈非常敬重文天祥的才学与人品。文天祥兵败被俘后，一直被他待为上宾。加上一些降元的宋臣多次为文天祥求情，忽必烈便动了让文天祥出家为道士的念头。这时留梦炎却极力阻止，以文天祥会继续抗元为由，让忽必烈对文天祥下了杀心。可叹一代民族英雄，竟被小人暗算，最终英勇就义。 虽然对新建立的元朝来说，留梦炎也算是有功之臣，但实际上元人在编制《宋史》时，却大张旗鼓地为文天祥立传，赞他是宋朝的伟人。反之，对留梦炎这种在国家危难时逃避责任的小人不屑一顾，不曾为他立传。可见，元朝的史官对于背叛国家的人也心怀鄙夷。而明朝史官在编撰《元史》时也没有为留梦炎立传，可知其为历代后人所不齿。所以，才华固然重要，但空有才华却没有忠诚的品质，必定会被历史所唾弃。正如王阳明所说 ：“不贵其有过人之才，而贵其有事君之忠。”有能力却没态度，不愿做“利民”之臣，这种能力仅限于为自己加官晋爵，保自己周全而已，不值得为人称道。 相比古人视“忠”为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敬神明的至理至德，“忠”的现代意义更多是基于普遍认同的社会道义或社会主流价值对其责任的认同，如忠于职守、忠守承诺、忠于祖国等。怀抱“忠”的人往往拥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视集体事业为奋斗的目标。管理者在选用人才时，要争取吸收这样的人到自己的队伍中，增加队伍的忠诚度、凝聚力和信念感。但社会中同样存在与“忠”相悖的行为，如拜金主义、玩忽职守、损公肥私等。这些行为往往会导致团队风气的败坏，管理者一定要尽早将此类人剔除出去，才能确保团队不会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