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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问

嘉靖六年丁亥[1]

原文:
注释

吾师接初见之士[2],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师征思、田[3]将发,先授《大学问》,德洪受而录之。

“《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4]。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

阳明子曰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5]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 ;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6],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 ;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 ;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 :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7],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 ;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曰 :“然则何以在‘亲民’乎?”                                                   

曰 :“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 ;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 ;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8]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之谓尽性。”

曰 :“然则又乌[9]在其为‘止至善’乎?”

曰 :“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10],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11],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则[12]之极,而不容少有议拟增损于其间也。少有拟议增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自非慎独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与于此乎?后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测度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13]其是非之则,支离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遂大乱于天下。盖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骛其私心于过高,是以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则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溺[14]其私心于卑琐,是以失之权谋智术,而无有乎仁爱恻怛[15]之诚,则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过也。故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故方圆而不止于规矩,爽[16]其则矣 ;长短而不止于尺度,乖[17]其剂矣 ;轻重而不止于权衡,失其准矣 ;明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本矣。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

曰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其说何也?”

曰 :“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则心不妄动而能静矣。心不妄动而能静,则其日用之间,从容闲暇而能安矣。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而能虑矣。能虑则择之无不精,处之无不当,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

曰 :“‘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为本,新民[18]为末,两物而内外相对也。‘事有终始’,先儒以知止为始,能得为终,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说,以新民为亲民,则本末之说亦有所未然欤?”

曰 :“终始之说,大略是矣。即以新民为亲民,而曰明德为本,亲民为末,其说亦未为不可,但不当分本末为两物耳。夫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谓之本末。若曰两物,则既为两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与亲民不同,则明德之功,自与新民为二。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可析而为两乎?先儒之说,是盖不知明德亲民之本为一事,而认以为两事,是以虽知本末之当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为两物也。”

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至于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亲民之说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问欲修其身,以至于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欤?”

曰 :“此正详言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何谓修身?为善而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而去恶乎?必其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其形体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何从而用其正之之功乎?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凡其发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19] ;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20] :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不有以明其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欲诚之,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21],‘知至’者,知也 ;‘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 ;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 ;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故虽小人之为不善,既已无所不至,然其见君子,则必厌然掩[22]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见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者也。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何则?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而复背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发,吾之良知既知其为不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恶之,而复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而自昧其知恶之良知矣。若是,则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诚乎!今于良知所知之善恶者,无不诚好而诚恶之,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书》言‘格于上下’[23] ‘格于文祖’[24] ‘格其非心’[25],格物之格实兼其义也。良知所知之善,虽诚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为之,则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犹为未诚也。良知所知之恶,虽诚欲恶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去之,则是物有未格,而恶之之意犹为未诚也。今焉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无有乎不尽。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去之,无有乎不尽。然后物无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夫然后吾心快然,无复余憾而自谦矣,夫然后意之所发者,始无自欺而可以谓之诚矣。故曰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盖其功夫条理虽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而其体之惟一,实无先后次序之可分。其条理功夫虽无先后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纤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诚、正之说,所以阐尧、舜之正传[26]而为孔氏之心印[27]也。”

附 :德洪序言[28]

德洪曰 :《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学者果能实地用功,一番听受,一番亲切。师常曰 :“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门人有请录成书者。曰 :“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师起征思、田,将发,门人复请。师许之。录既就,以书贻洪曰 :“《大学或问》数条,非不愿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借寇兵而赍盗粮[29],是以未欲轻出。”盖当时尚有持异说以混正学者,师故云然。师既没,音容日远,吾党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跂足[30]”,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以为第二义。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荡灭礼教,犹自以为得圣门之最上乘。噫!亦已过矣。自便径约,而不知已沦入佛氏寂灭之教,莫之觉也。古人立言,不过为学者示下学之功,而上达之机,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语知解,非所及也。《大学》之教,自孟氏而后,不得其传者几千年矣。赖良知之明,千载一日,复大明于今日。兹未及一传,而纷错若此,又何望于后世耶?是篇邹子谦之尝附刻于《大学古本》,兹收录《续编》之首。使学者开卷读之,思吾师之教平易切实,而圣智神化之机固已跃然,不必更为别说,匪徒惑人,只以自误,无益也。

出处:

《卷二十六·续编一》

解析:

《大学问》堪称阳明心学入门之教典,它将《传习录》和《亲民堂记》中所述内容进行了辑录整合,展现了王阳明思想之精髓,是其倾尽一生书就的哲学纲领性著作。 王阳明的晚年生活,饱受肺疾困扰。本应安心休养的他于嘉靖六年,受朝廷之命前往广西思恩、田州征讨叛贼。或许是意识到了什么,出征之前,王阳明在弟子钱德洪再三请求下,同意将《大学问》笔录成书。《大学》与《中庸》《孟子》《论语》并称“四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大学》最初并未引起学界太多关注,仅作为《礼记》众多篇章中一篇普通文章而存在。中唐时期,韩愈出于“辟佛排老”的学术需求,率先引用《大学》中的文字,成为《大学》地位提升的起点。此后,《大学》先后受到北宋张载、程颐、程颢等理学家尊崇,逐渐进入理学经典序列。南宋时期,朱熹将其重新整理成《大学章句》之后,《大学》跃升成为科举考试必读书目之一,奠定了其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朱熹认为,《大学》原文中存在阙文,于是他将原“三纲领、八条目”的顺序进行了重新调整,并加入了总论自身格物致知理论的补传。 王阳明的成长深受朱熹的影响,17岁拜谒娄谅后,更坚信格物致知才是追求成圣的根本之道,于是携友人连续格竹七天七夜。然而,经过多次“格物致知”实践的失败以及多次的生死磨炼后,王阳明才逐渐认识到,“《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因此,王阳明极力主张恢复《大学》古本,并认为古本《大学》因“错简”而需要将乱序重排仅是朱熹的个人观点,同时古本所书的“亲民”应循原文,并不宜如朱熹那样改为“新民”,三纲应为贯通“修己安人”的圆融之道。在《大学问》一文中王阳明对《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进行再解读,全面推翻朱熹以格物致知为出发点的基本理论。其中诸多观点,一改宋儒理学之谬误,在儒学发展史上引起相当大的震动。以至于王阳明最初将古本《大学》刊刻出来时,当时的文人志士并不相信还有这样一种本子,甚至有清朝学者评价“学者有老死不见原文者”。有关《大学》古本和新本的问题便成为阳明学和朱子学理论分歧的根源,且后世的每一代理学家似乎都要对上述问题进行一番抉择后,才能形成自己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正如王阳明在《大学问》成书之前所担心的那样,一旦把思想叙录成书面文字,就有可能让后世学者陷入纠结文意、注重修辞的弊端,从而忽略实践中的修炼功夫,甚至对圣学产生误解。嘉靖六年九月九日,在王阳明出征思、田的前夜,弟子钱德洪与王畿由于对王阳明先前提出的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争论不下,于是找到王阳明论评,史称“天泉证道”。王阳明去世后,钱德洪和王畿未能真正领悟王阳明生前的教诲,心学逐渐被分化为现成、修证、归寂三大派别,并在后世学者的不断“肢解”中持续分裂,更有甚者把“四句教”拆解为独立的四句话而断章取义,不得不说这些都是阳明心学传承的遗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