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序记说·自得斋说》

阳明心学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自得之学。这种以身心受用为表现，通过自得求之于内在主体的学术理论在王阳明龙场悟道所提出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和“心即理”思想里展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此篇《自得斋说》，是王阳明应弟子黄省曾之邀而作。当时，黄省曾因屡次科考不中而备受挫折。始终不得志的现实经历让他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志于道”上，并将书斋命名为“自得斋”以表得道的决心，后又请王阳明为其写下了此篇《自得斋说》。文章虽然仅有短短二百余字，但对“自得精神”论述得十分透彻，被视为王阳明论“自得”的总纲。 正德十六年，因父亲身体日渐衰微，王阳明作《乞便道归省疏》恳请回乡归省。第二年，父亲王华仙逝，王阳明丁忧，在家一住便是六年，期间他又重拾讲学之趣，培养了大批弟子。黄省曾与王阳明的交游同样缘起正德十六年。这一年王阳明将自己的《修道说》寄予黄省曾，黄省曾收到后又开始为《修道说》作注。一来一往间，二人交往愈发密切。开始接触阳明心学后，黄省曾便一直希望亲自拜谒王阳明，但因为忙于科考和校书，这个愿望一再被搁置。直至嘉靖三年王阳明在稽山书院讲学时，黄省曾终于得以亲自前往执贽拜师，顿首于王阳明门下。在稽山书院的这段时间，黄省曾沉溺于心学，常与王阳明讨论有关“良知”的问题，其语录与信件后被收集整理为《黄省曾录》，并被编进王阳明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传习录》中。 此时在文坛颇负盛名的黄省曾为何愿意屈尊拜师王阳明，还得从他多年来寻求精神超越和自我解脱这一内在原因说起。黄省曾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本欲效仿古时圣贤实现为仕报国之志，却屡次落第而不得志。心学的出现，可以说给包括黄省曾在内的众多仁人志士开拓了更为广阔的人生天地——如果说儒家思想提供给世人的是一种功利主义外向型选择，最终目的仍在于服务国家，朱子之学通过“理”来完善个人道德修养，主张用“外在之理”来指导人生实践，那么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则兼有二者之长，其本质是通过追求内在的自我超越，将人生来具有的“良知”挖掘出来，如此，无论身处何境都可以保持处变不惊的状态，并最终达到“自得其乐”的超然境界。黄省曾利用阳明心学为自己的心灵困境寻得出口后，加入文学圈的“复古运动”，并提出自己的复古主张 ：“不复古文，安复古道哉。”因此，《明儒学案》中也提到，黄省曾“失阳明之旨甚矣”，便是因为其研习心学具有一定功利性。 若想分析王阳明的“自得精神”，还需从《孟子》的“深造自得之说”谈起。《孟子·离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意为深造的目的在于自得，自得就是自己真正有所收获。“自得精神”是《孟子》所提出的众多具有普世价值的重要命题之一，他认为，如果君子想要依照正确方法得到高深的造诣，就必须有自己的体会，此为“自得”。王阳明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的观点。在王阳明所生活的年代，以天子为是非、以孔圣人为是非的“是非观”大行其道，君主的决定就是金科玉律，即使有错误，大臣们也不敢妄议 ；孔子的言论就是至理名言，“非圣”就是滔天大罪。在皇权主宰一切的时代大背景下，王阳明虽然不敢把矛头直指天子，但对于“以孔圣人为是非”的权威观却一直持批评态度。王阳明认为，学需反求于心，先儒之学虽有“异同”，但对于后世学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去评判先儒的学问孰是孰非，而是要保持一种“自得之心”，通过自己的“心”去审查、体会先儒之学，进而达到学有所得的目的。同时，也只有求之于“自得”之后，才有资格去讲论圣人的道理。这样的“自得精神”，避免了过去以天子、以圣人为权威的弊端，将每个人内心皆有的“良知”放到了权威主义的法槌之上，“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所以只要有“良知”，就可以判定万事万物。 王阳明提倡的这种“自得精神”也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体现在阳明后学上，以王艮与李贽为代表。王艮讲授儒家思想，均是以自身心得来讲解，突破了宋儒的“传注”[5]传统 ；李贽则提出“务以自得”，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鼓励士人从日常生活中体悟人生大道。二是体现在受过阳明心学熏陶的明清启蒙学者上，以张岱、傅山与黄宗羲为典型。他们正是在“自得精神”的影响下，不迷信权威，不断对旧知识进行否定，才能形成日新日进的新思想，为明朝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说，“自得精神”是人类思想创新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必经环节，既是王阳明思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王阳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