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书·与王纯甫·二》

明朝时，武城县隶属临清州（今山东省临清市）管辖，是东昌府（今属山东聊城）下辖“三州十五县”中的“十五县”之一，临清地处京杭大运河与隋唐大运河交汇处，北及北京，西抵洛阳，南达杭州，有“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之称，人口一度号称百万，人称“天下第一码头”“天下粮仓”，是明清时著名的商业大都会。因此王道自称“临清王道”。据万历年间《东昌府志》记载，王道“少颖悟不凡”，年仅24岁便高中进士。而王道进士及第的正德六年，也是王阳明首次出任会试同考试官，在会试中负责协同主考官阅卷。这一次，王阳明虽然不是主考官，但他也在会试期间洞察到王道的聪慧好学、天赋异禀 ；而当王道听闻王阳明在京城为复兴圣学开课传道后，也亲自前来向王阳明问学，期间两人往来甚密。 进士及第后，王道被朝廷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按常理，王道本应就此进入中央六部好好实习，为日后担当大任做铺垫，可当时山东境内盗贼猖獗，为了赡养避难江南的祖母和继母，他主动要求到南京就教职，朝廷遂命他赴南京任国子监大教授。临行前，王道向王阳明请教关于教育教学的方法，王阳明认为王道资质较好，但思维过于守旧，于是为其作《别王纯甫序》，在文中深入探讨了关于教学的问题，并提出“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归于善”的教育思想。正德七年（1512年），王道在南京就任。期间，王阳明与王道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其中《王阳明全集》共收录了四封名为《与王纯甫》的书信，包括正德七年一封、八年一封、九年（1514年）两封。从信中内容来看，两人就阳明心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例如，最初王阳明听闻王道在为人处世方面略显年轻气盛，又恃才傲物，与人多有矛盾，便在《与王纯甫·一》中与其谈到“气质变化”的重要性。然而，王道见信后不为所动，仍执着于旧有的思维模式。为开导王道，王阳明又在《与王纯甫·二》中集中阐述了“明善”与“诚身”的关系，并指出王道近年来虽努力研读心学，但受朱子理学的长期影响，习惯将“知”与“行”分开讨论，因而对心学产生了怀疑。 值得关注的是，通过这篇《与王纯甫·二》，王阳明还在“心即理”思想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心外无物”思想。过去，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心的知觉作用是在认知、察识、容受并整理事物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感觉。朱熹曾说 ：“心者人之知觉，主于事而应事物者也。”对此，王阳明持有不同的看法，并提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的观点。在王阳明看来，人应该是有意识、有灵魂的，而不是没有思想的个体。而要唤醒我们内心的良知，就需要自己去接触这个世界，通过接触世界才能增强对世界的感知能力，如果没接触过或是不理解这个世界，那么就不存在感知了。同时，自龙场悟道提出“心即理”思想后，王阳明便意识到天理不外于人心，认为物不能离开心而存在，心也不能离开物而存在，心与物两者是统一的。正如《传习录下·黄省曾录》中所载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 ：‘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深山中的花，未被人看见时，与心同归于一种寂静的状态 ；可一旦被人看见，此花的颜色就会在人心里显现。可见，在人的认知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认知的客体，而是认知的主体。王阳明所强调的是“心”对外部客观世界进行赋义的过程，即“心”赋予了外物以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意义。因此，“心外无物”思想的提出是继“心即理”“知行合一”之后，阳明心学体系的又一重要基础理论。 此信之后，王道的思想认知有了极大提高，学业也日渐精进。正德九年，王阳明赴任滁州，又写下《与王纯甫·三》，并在信中以“得曰仁书，知纯甫近来用功甚力，可喜可喜”充分肯定王道的进步。但由于王道智力过人，精择强记，他虽深研程朱义理之学、儒家经典之文，但对书籍却极少究其要旨，而是按自己的观点梳理成说 ；而后又认为阳明心学“局于方寸”，并改受教于明代大儒湛若水。同年，王阳明在《与王纯甫·四》中表示，两人因思想不合已渐行渐远。正因如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二十九《北方王门学案》中称 ：“北方之为王氏学者独少，穆玄庵既无问答，而王道字纯甫者，受业阳明之门，阳明言其‘自以为是，无求益之心’，其后趋向果异，不可列之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