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文录一·与辰中诸生》

辰州，指今湖南省怀化市西北地区，府治所在地为今沅陵县，下辖沅陵、泸溪、辰溪、溆浦四县。古时，辰州为湘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有“湘西门户”之称。王阳明要前往贵州龙场赴任，必定要途经此地。正德三年春，王阳明曾在长沙乘船沿湘江北下，后经沅陵、辰溪等地进入贵州，赶赴龙场。正德四年闰九月，主讲贵阳文明书院后不久，王阳明谪戍期满，复官庐陵县（今江西省吉安县）知县。这年冬天，居夷两载的王阳明正式启程前往江西。行至辰州时，王阳明受到曾在龙场拜师为徒的一众湖湘学子的盛情款待。据《沅陵县志》卷十三《学校》记载，王氏“喜郡人朴茂，留虎溪讲学，久之乃去”。“虎溪”即虎溪山，地处沅陵西郊，山上有座始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的龙兴寺。由于当时辰州尚无书院，经弟子刘观时一番操持后，王阳明便在龙兴寺开班讲学，门人冀元亨、蒋信、唐愈贤等亦随侍在侧。二月，王阳明辗转至常德，居住于武陵潮音阁时常常想起先前在龙兴寺内与弟子们相谈甚欢的场景，心中十分挂念，于是写下《与辰中诸生》一文，叮嘱弟子们求道要笃实用功，不要因为名利半途而废，并再次详细阐明了在龙兴寺所讲的“静坐”之意。 始悟“佛老二氏之非”后，王阳明曾在一段时间内对佛道之学持全面反对的态度。但是随着自身思想的不断圆熟，王阳明对这两种学说的认识又逐渐转变为既批判又利用的审视态度。因为佛道之学虽然与圣学有相异之处，但是它们的初衷未必与圣学相悖，尤其是在明朝“三教合一”的大背景下，三教圆融的氛围愈发浓烈。加之“龙场悟道”也是王阳明在摒除一切外物干扰的情况下，以静坐之法得以参悟，因此他的思想会产生如此变化也是情理之中。正如王阳明晚年归越后谈及佛道二家时所强调的——“二氏之用，皆我之用”，重要的不是思想属于佛家、道家还是儒家，只要能提炼精华、为我所用，那么均能称之为“大道”。这样的观念也在王阳明中后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被不断投射，此文所涉及的“静坐说”便是从佛道思想中提炼出的重要修持方法之一，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王阳明在贵阳始论“知行合一”之说后，弟子们纷纷感到困惑颇多，难以领会，王阳明也深知儒家虽然重视思想，但却一直缺乏明确的修持方法，便引入了“静坐”之法，教弟子们修炼功夫。过辰州、常德时，王阳明也继续向门人强调要以“静坐为悟”入功。虽然这一时期王阳明所强调的“静坐”早已脱离以往为了追求“前知”“异术”“养生”的佛道之法，仅仅是想以“静坐”的方式教导弟子们摒除私心杂念，通过“静坐”达到心无旁骛修习的目的。但是初入圣门的弟子难免会觉得难以理解，甚至还有弟子将王阳明所说的“静坐”直接误认为是佛家所谓的“坐禅入定”。然而，佛教的“坐禅”实际是为了体悟一切皆空的佛性，两者在修习目的上就已体现出质的差别。所以王阳明在此篇《与辰中诸生》中特意指出“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希望弟子们能分辨“静坐”和“坐禅”之间的根本差异。 令人惋惜的是，即使王阳明如此用心良苦地再三强调，“静坐说”被传习后，部分弟子门人仍然产生了“喜静厌动、流入枯槁”的弊病。日本儒学家冈田武彦评价王阳明的“静坐说”时也表示 ：“阳明提倡静坐悟入，惩末俗之卑污而以高明一路开导接引入，无非是想借此救正时弊。然而，此教法几乎以追逐光景为悟，这就流入了空虚，又因求新奇而产生弊害。”不过无论如何，王阳明的“静坐说”都是阳明心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联结点，起到了上承“知行合一”、下启“致良知”思想的衔接作用。在意识到“静坐”的弊端后，王阳明便认定了“事上磨炼”的重要性。其实无论是“静坐”还是“事上磨炼”，都只是为了达到“致良知”的根本目的。只要致得良知明白，任随去“静处体悟”，还是去“事上磨炼”，良知的本体原本就是无动无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