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书·答黄宗贤应原忠》

正德五年十月，王阳明从庐陵启程赴京朝觐。虽然在庐陵主政的日子只有短短七个月，但与龙场的苦难岁月不同，王阳明在庐陵度过了一段相对平稳安宁的生活，由其主导的“庐陵七政”也成果斐然。其中“庐陵七政”包括 ：1. 均贫富，采取措施进行贫富调节 ；2. 断狱讼，对诉讼盈门的现状，利用乡贤进行教化，遴选“里正三老”调解的办法解决 ；3. 劝百姓，共发十六张告示，劝谕百姓教化子弟，勿使其行为放荡；4. 防火灾，要求临街店铺退出二三尺，拓宽街道，并设立防火墙、消防井，消除火灾隐患 ；5. 绝横征，不顾个人政治前程，上书申告，反映民情，解决“葛布银”事件 ；6. 防盗窃，强化巡查制度，加大打击力度，保障居民财产安全，打造“平安庐陵”；7. 清驿站，将不合理占用驿站者清出，使其能够接待旅客。到达京城后，王阳明居住于京城西边的大兴隆寺，并抓住机会再次开班讲学。二十来岁籍籍无名的王阳明曾在京城开班讲学并造成轰动，这一次学成归来后的他更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作为当时心学最具代表性的重要人物，王阳明一开课便受到了当地学子的热烈追捧。 黄绾正是在这时候通过好友储巏的介绍第一次拜见了王阳明。黄家与王家虽然世代交好，但是黄绾对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却一直是茫无所知的状态。这一年，已过而立的黄绾在母亲的强命下再次入仕，出任后军都督府都事。由于年龄相仿，两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王阳明第二天便把黄绾引荐给了自己的挚友湛若水，从此他们三人结成道友，约定共倡圣学。王阳明与黄绾在京城讲学、切磋论道的这段时间里，也以“圣人之学”大力提携青年后进，邀请了很多能人学子加入阳明心学的队伍。其中，同为浙江人的应良就是通过黄绾而问学于王阳明，王阳明又将应良介绍与湛若水结识。至此，王阳明、湛若水、黄绾、应良四人聚到一起，彼此间确立了“亦师亦友”的默契关系，共同为复兴圣学而努力。由于系出同籍，黄绾与应良经常一起向王阳明请教问题。据《王阳明年谱》记载，有一次三人就学者成为圣人的实践功夫应从何处下手、儒释之辨等议题切磋争论至深夜。王阳明认为 ：“圣学久不明，学者欲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应良却对此说法不甚理解。此后，王阳明颇感“言犹未尽”，于是写下这篇《答黄宗贤应原忠》，以期解除应良心中的疑虑。 王阳明于贵阳提出“知行合一”说后，在最核心的“致良知”说形成之前曾陆续倡导过三种学说，即前文所述的“静坐说”、本文阐释的“明镜说”以及下篇将要论述的“立诚说”。三种学说虽然各有局限，但均为王阳明晚年“致良知”学说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在《答黄宗贤应原忠》这封信中，王阳明对“明镜说”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认为，圣人之心是纯净清澈、不会被任何私欲污浊的，因此也不需要时时刻意拂拭。但普通人的心，就像满是斑驳污迹的镜子，一定要“痛加刮磨一番”才能将污垢彻底清除干净，进而达到心中私欲顿生便能即刻察觉的境界。对此，王阳明的高徒徐爱也曾做过补充论述 ：“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同样是镜子，圣人的心是明镜，轻易即可感知外在真实的世界 ；但常人的心却往往如昏镜，上面布满了灰尘和污垢，即使外面的事物明明白白，却怎么也照不清楚，看起来都是一片模糊，所以才要时时勤于擦拭。 如果用佛家神秀和惠能的两首偈语来做比较的话，提倡“明镜说”时期的王阳明更偏向于神秀的思想，认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此时的他更强调对个体内向“心”的修行，并且不主张弟子们抛弃一切外部事物和人伦道德来修禅。他始终教导弟子们要在实践中磨炼心性，要将世间当作自我修行的道场，避免流入佛家寂静虚无的坐禅之境。而到晚年提出“致良知”说后，王阳明则逐步倾向于“心”具有自主性的观点，认为“心”可以自己运动，通过心体自身的运动即可将私欲克服。因此，这一阶段王阳明的思想已经转向惠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即王阳明认为，“良知”就是“明镜”，像“明镜”有自净能力一样，“良知”也有祛除私欲的能力，所以只要顺其自然就好，说得极端一些即是只要悟得“良知”就万事皆可了。但这样的良知现成论显然不符合逻辑常理，也遭受了后世学者诸多诟病，并成为黄绾在其晚年所著《明道编》里批评王阳明的主要原因。 嘉靖元年（1522年）四月，黄绾入京后被卷入大礼议事件。对此，黄绾致信王阳明征询其看法。虽然对于这场争论，王阳明也更认可世宗皇帝给自己的生身父母加诸荣誉，驳斥朝臣拟尊明孝宗朱祐樘为“皇考”、以世宗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的提议，即所谓“继统”观点，但是他却因丁忧在家而从未在公开场合支持过“继统”说法，仅仅是在私下与弟子们有过交流谈论。以王阳明当时的显赫功绩和社会影响力，只需公开表态支持世宗皇帝便可平步青云，直入内阁。但重孝在身的王阳明并没有这么做，这种不表态的态度也遭到心性狭隘的世宗皇帝的厌弃，并于嘉靖年间将王学定为“邪说”，一纸抹杀了王阳明过往的所有功绩。在此情况下，那些一直以来都对王阳明心怀不满的权奸朝臣更是肆意妄为，在王阳明离世后胡乱拨弄是非，甚至挑拨王氏族人争夺爵位和家产。在得知王家内乱后，黄绾为守护王阳明遗孤王正亿而与王家缔结秦晋之好，并将年幼的王正亿接至身边亲自抚养教导，足见二人情谊之深厚。只是两人的关系，后来随着黄绾晚年思想的变化而出现了动摇。晚年的黄绾远离了王学思想中的心性及沉思方向，转而更加强调实践和可行性，他似乎尤其反感阳明心学中提出的反知识论及空虚论，指责王阳明仅仅是借助陆九渊的思想，将“心”等同于“理”，而非真正的“知行合一”。黄绾曾在晚年所写的《明道编》中批评王阳明的“致良知”说陷入空虚之弊，但黄绾的批判并非只针对王阳明，他同时也反对整个宋代理学，认为宋代理学家的思想仅仅是被佛教禅宗激发而产生。抑或是其晚年思想上的这种偏执，《明史》编者不甚友好地评价黄绾为“倾狡”之人。不过无论后期如何批判，前期的黄绾都曾为捍卫阳明思想而多次与人辩论。对此王阳明也不无感慨地说 ：“吾党之良，莫有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