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序记说·紫阳书院集序》

紫阳是朱熹的别号。因其父朱松曾经在徽州歙县紫阳山读书，朱熹便将自己的书房题名为“紫阳书室”，自称“紫阳夫子”，以示对父亲的尊重与追思。历史上，为了祭祀朱熹并宣扬其理学思想，全国各地曾建有多所紫阳书院，其中以徽州、苏州、杭州三地的紫阳书院最为有名。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朱熹去世46年后，时任徽州郡守的韩补在歙县城南的紫阳山麓创建书院。宋理宗赵昀听闻此事后御赐“紫阳书院”匾额一块，从此紫阳书院便成为弘扬和传承朱子理学最重要的场所。作为当时徽州最大的书院，紫阳书院以培养明经义、识义理的士人或学人为主要任务，而不以举业仕进为主要教学目的。这一做法奠定了徽州学派清明的教育学风。元明之交，紫阳书院曾一度毁于兵火，虽然明洪武元年（1368年）得以重建，但由于当时朝廷兴办官学，对于地方书院的发展采取限制政策，因此重建后的紫阳书院仅作为祭祀朱熹的场所，规模大不如前。正德七年，徽州知府熊桂组织重修了这座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书院，并亲自主教。随后，紫阳书院的讲官程曾通过收集紫阳书院的兴废记录，并将《白鹿洞书院揭示》置于前言以宣明政教，编纂完成《紫阳书院集》，并于正德十年请王阳明为之作序。 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通过借举《易经》、孔子、孟子及董仲舒之语，明确了五条学规。他认为，学习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五个目标 ：一是要知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二是要明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三是要懂得“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四是要谨记“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五是要清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日本儒学者山崎闇斋称赞这篇《白鹿洞书院揭示》是能与明儒的《小学》《大学》共相媲美的完善学规，并在日本大力推广。王阳明在《紫阳书院集序》开篇也表明了他对于《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肯定态度，称赞“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但随后又话锋一转，提出了“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卑之而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的观点。在他看来，《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内容虽已足够完备，朱熹教人向善的教育理念也意义深远，但如此分开列举“五教之目”“为学之方”“修身之要”“处世之要”及“接物之要”，容易让后世学者产生这五条学规原本是支离琐屑、互无关联的误会，从而流于记诵功利之习，求学也会变得不得要领。不过，王阳明也不赞成将这样的结果全都归为朱熹之罪，他认为后世学者之所以陷入支离之弊，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不明白做学问的本质其实就在于修“心”。“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一切事物都依止于人心而存在，人内心的境界才是决定其学术水平的关键要素。如果一个人能拥有一颗仁爱、忠义、诚信、笃静的内心，那他也就实现了求学的终极目标。这一思想也与前文《与王纯甫·二》中的“心外无物”思想别无二致。王阳明始终认为，朱熹所说“五教之目”“为学之方”“修身之要”“处世之要”及“接物之要”的背后还各自衔接有其他内容，但是这些内容编织在一起仅仅是形成了一张网，并没有统领这张网的总纲绳。这就好比一棵树，就算已经有五条枝干，仍旧会因为缺少一条总根而不能存活延续。而在阳明心学的范畴里，这条“总根”便是“心”，只要找到“心”便是找到了“总根”。在“总根”上栽培灌溉，营养自然会输入到“五教之目”“为学之方”“修身之要”“处世之要”及“接物之要”这些主枝干上。一旦枝干繁茂，其所属的枝枝叶叶自然也会呈现郁郁葱葱的姿态。 由于当时“扬朱贬陆”风潮正甚，王阳明出于无奈也做了不少曲学阿世之举。在为紫阳书院作序之前，王阳明还刊刻了《朱子晚年定论》，并不远万里将其手书的《修道说》《中庸古本》《大学古本序》《大学古本》送到程朱理学的圣地——白鹿洞书院，希望借恢复古本之名，对《大学》《中庸》重新解释以阐明心学要义，但却没能在朱子理学派系中引起反响。这一次，王阳明继续为以传播朱子理学为根本的紫阳书院作序，自然也顶着重重压力。但是他在困难面前没有踟蹰，细读《紫阳书院集序》，我们就会愈发深切地感受到王阳明发扬陆子心学，以期借此纠正朱子学支离之弊的良苦用心。正德十五年正月、十六年五月，王阳明又先后两次前往白鹿洞书院，集门人讲学于此，并留诗题字“欲同门久聚，共明此学”，建树颇多。此后，王门弟子自由出入白鹿洞书院，昔日的理学圣地逐渐转变为心学大本营，阳明心学在各大书院的学术正统地位也逐步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