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书·与黄宗贤·五》

在通信条件欠佳的古代，一封书信往往有着“抵万金”的价值，它或是报平安、诉衷肠的家书，又或是传政令、定赏罚的国书，而对平生以讲学为乐的王阳明来说，书信则是他讲学传道、阐发思想的重要载体。以王阳明和黄绾的交往为例，现存王阳明写给黄绾的书信就多达15封，其中除了表达相互之间的问候、探询共同好友的现状和对朝堂政事进行分析外，更多的还是在探讨为学之道，探讨如何学而成圣。 正德十六年，王阳明上疏告假回绍兴省亲，而第二年父亲王华离世，此后王阳明在绍兴一住便是六年，并在家乡开堂授课。黄绾在应召赴京途中听闻王父仙逝的消息后特意前往绍兴吊丧，又在聆听王阳明讲授“良知”学说后大为叹服，于是当场执礼拜师，正式成为王门弟子。自从京师相遇，黄绾对王阳明便一直以友相称，此番十二年后突然拜师的举动，令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譬如，李贽就曾评价黄绾拜师王阳明的行为“实乃倔强之举”。但黄绾却认为，他与王阳明的师友关系“实非苟然以相信，如世俗师友之比也”。如此“亦师亦友”的和谐关系，也让王阳明非常乐于在书信中与黄绾分享更多自己的想法。比如，正德八年在滁州任督马政时，王阳明就通过《与黄宗贤·五》这封信与黄绾讲述了自己与王道之间的学术分歧，进而提出了其晚年著名的“立诚说”。从正德八年到正德十六年的八年间，王阳明一直都将“立诚”作为其为学宗旨。王阳明的“立诚说”主要包括了“诚”和“立诚”两个方面 ：“诚”指天理，涵盖物理和伦理，是心的本来面貌；“立诚”除了立定“良知”之善恶判定、从善去恶外，还有诚意、慎独、戒惧的含义。诚然，“立诚”并非王阳明首倡，早在《周易》中就有“修辞立其诚”的说法，但王阳明的“立诚说”内涵却尤为深厚。只因王阳明提倡“立诚”的初衷是为了以“诚意”统帅“格物”、克服程朱“格物致知”说所造成的“务外遗内”的流弊。在他看来，程朱的“格物致知”说和“知先行后”说导致了只知不行或言行不一的虚伪世风，虽然他曾希望以“知行合一”说进行教化引导，但程朱学说的根深蒂固和“知行合一”说自身的欠缺又使其陷入了理论困境。随后，王阳明转换角度，认为世风虚伪也是时人不诚心实意所致，所以提出了“立诚”一说。 为凸显“立诚”的重要性，王阳明除了在此篇《与黄宗贤·五》中将其比喻为“就咽喉上着刀”，提出“立诚”就是“从心髓入微处用力”，立天下之大本的重器，他还在正德十三年首次为《大学古本》作序时，于开篇处便写到“《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认为如若确立了“诚意”的中心地位，“格物”“致知”就可以纲举目张，后面的“修齐治平”也能顺理成章。尽管他在正德十六年和嘉靖二年（1523年）两次修改该序文，但这句开篇语却始终未有删减。而在集中体现阳明心学核心观点的《传习录》中也处处闪烁着“诚意”的光芒。如 ：对友人，王阳明说“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对弟子守衡关于“诚意”和“正心”的提问，王阳明解释道，“为学工夫有浅深，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正心’只是‘诚意’工夫，里面体当自家心体”；对顾璘[16]“‘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的肯定，王阳明却担忧道，“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可以说，“立诚说”是王阳明继“知行合一”说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心学理论。且与先前提及的“静坐说”“明镜说”到后期逐渐被弃用不同，王阳明在正德十六年前后提出“致良知”说后，仍然没有放弃“立诚说”，反而使其有了新的发展 ：一是明确提出“诚”是万物得以存在的依据，是人类社会行为处事的准则 ；二是将“立诚说”由“致良知”说提出前的偏重内圣工夫转为关注道德践履、重申知行合一，形成“立诚说”的知行合一——这也算是实现了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初衷。此后，随着王阳明思想的不断纯熟，“立诚说”还被“致良知”说所吸纳发展，“立诚说”的诸多特性也被王阳明一并融入了“致良知”说之中。如，王阳明表示诚乃真诚，也讲良知是“真诚恻怛”。他认为诚是理，是心之本然状，是儒家的人格标准和圣人的境界 ；也讲良知“即是天理”，是“吾心之本体”“心之良知是谓圣”。他提出“诚”是根，是头脑，“立诚”是立人生之大本；也讲“良知”是头脑，“致良知”是立人生之大本。 从整个阳明心学的发展脉络看，正是融合和发展了“心即理”“知行合一”“立诚说”等学说，王阳明晚年所提的“致良知”说才能拥有无法比拟的恢宏和缜密，这才使“致良知”说成为王阳明晚年不二说的学术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