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茶寮碑[1]
正德十二年丁丑
《卷二十五·外集七·平茶寮碑》
正德十二年春,王阳明平定漳州后又马不停蹄地转战江西赣州府、大庾岭一带。同年十月,王阳明调集江西、广东和湖南三省精兵强将一万二千余人,分东、南、北三路围攻位于横水、左溪附近的山贼,直捣“征南王”谢志珊的军事大本营。在攻破谢志珊大本营后,王阳明又率领主力部队在桶冈和西山界与溃不成军的山贼进行了一场生死决战。直至十一月十五日,这场历时一个多月的剿匪行动以山贼全军覆灭、王阳明大获全胜而顺利告终。为纪念此次胜利并表彰参战的有功将士,也为了起威慑作用,王阳明在位于桶冈茶寮的一块巨石上刻下了著名的《平茶寮碑》。 在《平茶寮碑》一文中,王阳明重点强调了其“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的慎战理论。在我国历代军事思想中,“慎战”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则。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认为战争对人类的威胁无可比拟,所以君子治国不到万不得已切忌发动战争,否则就会沦为嗜杀成性的历史恶人。“兵家至圣”孙武则认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战争的发动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虽然要重视且不能刻意回避战争,但也必须从国家治理和百姓安危的角度出发,慎于发动战争。所以,孙武在《孙子兵法》中也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观点。对于崇尚圣人之道的王阳明来说,出兵征讨山贼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但“消灭”山贼并不只有“斩杀”这一种途径。通过教育来引导山贼破除“心中之贼”,教化他们发现心中“良知”,引导他们从善如流,才是“消灭”山贼的最佳方式。因此在平乱之后,王阳明并没有对投降的一千多名山贼赶尽杀绝,而是将他们释放回家,帮助他们凿山修路,恢复耕作。王阳明认为“民穷必有盗贼”,所以维持当地治安稳定,并让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才是防止他们重新变成山贼的关键。为加强地方治理、振兴地方经济,王阳明又奏请朝廷,将横水、桶冈所属的上犹县与南康、大庾二县的部分地区进行合并,以此为基础新设崇义县,取“崇德尚义”之意,交由南安府管辖。除奏请设崇义县外,王阳明还奏请在闽南和粤北分别设立平和与和平两县,以实现这些交界地区的长治久安。其中,由于广东和平峒羊子埔所在的和平县是赣、闽、粤三省要冲,地理位置至关紧要,故而成为三县中最早被批准设立的新县。和平县的设立在当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建立地区政治行政中心有利于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可以有效防止匪患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稳定的政治也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横水、桶冈等地的匪患被平定后,当地百姓得以安定,并积极恢复生产,促使当地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王阳明还通过兴办社学、教化百姓来巩固社会安定的局面。由于不再受匪乱影响,平和、崇义、和平三县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均得到稳定发展,人民实现了安居乐业。 由于王阳明在崇义剿匪过程中体现出仁爱宽厚与民本思想,深受当地百姓尊崇。正德十四年,崇义县人民为纪念已经调离江西的王阳明,在当地建起一座名为“都宪王阳明公祠”的祠堂。时至今日,虽然该祠堂原址已毁,并被改建为一所公立中学,但“政声人去后”,平茶寮碑仍然得以妥善保存,崇义县名仍在世代延续。这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在向世人宣告,王阳明的名字始终在崇义人心中永存。1997年,平茶寮碑被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评定为江西省二级文物保护单位。平茶寮碑的字字句句,不仅翔实记录了崇义建县前夕王阳明“平乱”的真实情景,更是研究王阳明哲学、军事、教育理论和书法造诣,以及研究明代史、崇义建县史不可多得的史料。
正德丁丑,瑶[2]寇大起,江、广、湖、郴[3]之家骚然[4],且三四年矣。于是三省奉命会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5]入。甲寅,破横水、左溪[6]诸巢,贼败奔。庚申,复连战,奔桶冈[7]。十一月癸酉,攻桶冈,大战西山界[8]。甲戌,又战,贼大溃。丁亥,尽殪[9]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斩三千余,俘三千六百有奇。释其胁从千有余众,归流亡,使复业。度地居民,凿山开道,以夷险阻。辛丑,师旋。於乎[10]!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举事也。提督军务[11]都御史王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