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文录四·序记说》

讲会最早起源于南宋，是由知识团体自发组成的集会组织，其发展本身与书院的兴盛相伴相随。但其场所不囿于书院，在书院、会馆、寺庙等地都可举行。在王阳明的推动下，讲会发展到明代后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钱德洪曾在《刻文录叙说》中指出，王阳明强调“须口口相传，广布同志，庶几不坠”，极力提倡王学讲会。此外，受王阳明影响，刘晓、刘邦采等王门弟子也于嘉靖五年在江西安福创办了“惜阴会”。应刘邦采之邀，王阳明特作《惜阴说》勉励门生弟子，所呈情谊真切、学问深厚，因而备受世人称赞。 据记载，安福县共有王阳明亲传弟子29人，其中邹守益最为有名。正德六年邹守益参加会试时，王阳明是同考试官，见邹守益考卷非凡，便将他选为第一。后参加廷试又名列进士第三（探花）。一生尤其重视教育，将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著作有《东廓文集》《邹东廓先生诗集》《学脉遗集》等。正德五年，时任庐陵知县的王阳明曾在青原山净居寺讲学，邹守益等人前往聆听，并与其探讨良知之学。正德九年，安福刘晓前往南京拜王阳明为师。嘉靖四年，在刘晓的引介下，安福刘邦采在绍兴拜王阳明为师。可见，安福学者对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推崇备至。刘晓在《安福惜阴会志引》中记载，安福学者“因念生也异方，不能时往受教，而在乡也，又势各有便，不能聚一”。为避免书生间因居住分散而滋生懈怠、虚废光阴，嘉靖五年十二月，邹守益在从政之余回到安福，与刘晓、刘邦采、刘文敏、刘阳、刘肇衮、尹一仁等在安福的王门弟子共同创立了“惜阴会”，立志研学阳明思想，并规定间月为会五日，集同志讲学，以达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不虚度光阴的目的。除了学术交流，惜阴会还兼顾了社会教化功能，通过家会、乡会等形式向地方百姓传播“致良知”思想，从而起到劝善规过、教化大众、稳定乡族的积极作用。在其兴盛时期，惜阴会还形成了由20多方讲会所组成的、相互往来的庞大网络。可见，惜阴会开创了地域性讲会的新模式，在明代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为勉励门人弟子，王阳明在应邀所作疑问中援引尧、舜、汤、周文王、周公、孔子、子思珍惜时间的例子，以“同志之在安成者，间月为会五日，谓之‘惜阴’，其志笃矣……知良知之运无一息之或停者，则知惜阴矣 ；知惜阴者，则知致其良知矣”，将“惜阴”引向“致良知”，在劝勉弟子珍惜光阴的同时进一步联系“致良知”思想，道出阳明心学的精髓，点透了自古以来儒学正心诚意的修行要义。因为在王阳明看来，“五日惜阴”只是个名头，如果真心珍惜时间，哪里还会分五日之别？知即行，哪里还有断裂处？人心之知，与天道之理是相通的。天道不息，“良知”之运亦不息。从不息处用功，就是“致良知”之道。也正因如此，《惜阴说》为惜阴会的发展方向和学术宗旨提供了有力支撑，使之成为明代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地方性讲会组织。嘉靖六年，王阳明受命征讨广西思恩、田州，在途经江西省吉安府时，又作《寄安福诸同志》，以“诸友始为惜阴之会，当时惟恐只成虚语，迩来乃闻远近豪杰闻风而至者以百数，此可以见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几，于此亦可以卜之矣”，表达了自己对惜阴会的认可和赞许。 在惜阴会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陆续创办王学讲会。钱德洪在《年谱附录》中指出 ：“四方同志之会，相继而起，惜阴为之倡也。”与江右王门直接关联的讲会场所便多达数十处，如嘉靖年间，邹守益等人在江西吉安青原山创立了青原会，江西袁州府学者效仿惜阴会成立了昌黎书院会（春台会）。可以说，惜阴会的创立推动了明代讲学运动蓬勃发展，也促进了阳明心学在更广范围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