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奏疏一·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朱祐樘驾崩，太子朱厚照即位，庙号武宗。第二年，年号改为正德。这位在史书上颇具争议的武宗皇帝，不仅让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生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急剧变化，也让仕途刚刚起步的王阳明遭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因为武宗皇帝对以刘瑾为首的宦官的偏听偏信，致使前朝重臣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或被勒令致仕，或被贬谪外放，南京言官戴铣、薄彦辉等人更被锦衣卫押解进京施以廷杖。为营救戴铣和薄彦辉，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的王阳明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期望能够规劝武宗皇帝善听逆耳忠言。由于深知此时的朝政已由刘瑾一手把控，为了让这封奏疏能顺利到达武宗皇帝手里，王阳明在奏疏中只讨论了言官的职责、处罚言官的尺度以及言官对国家根本制度的恪守，并未提及武宗皇帝的胡闹和宦官刘瑾的专权擅政，甚至连“宦官”和“权奸”的字眼也没有。不仅如此，有学者在研究《明武宗实录》和王阳明弟子黄绾所撰的《阳明先生行状》后认为，奏疏的标题中原本也没有“去权奸”三个字，应是后人在整理时额外添加。尽管奏疏本身并无过错，但在当时的政治斗争背景下，王阳明仍遭到了刘瑾的记恨和迁怒。还未待押解戴铣等人的锦衣卫抵达京城，上疏营救的王阳明便已被刘瑾假借皇帝之名缉拿。刘瑾虽然顾忌着王阳明尚在礼部任侍郎的父亲王华，没有直接拿王阳明杀鸡儆猴，但是仍下令将他贬谪至偏远的贵州龙场任驿丞，并在这之前采取了一项更为羞辱士大夫心志的刑罚——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扒掉裤子打屁股。《明史·刑法志》记载 ：“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镇衣卫……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不难想见，如果行刑人全力处刑，只需几十下，受刑人便会血肉模糊、皮开肉绽 ；而廷杖的最高数目是一百下，足以令人命丧当场。刘瑾让王阳明受廷杖四十的责罚，虽不致死，却也使王阳明在受刑途中一度昏厥过去。廷杖之后，王阳明便被羁押入狱，等候下一步“发落”。 作为兵部主事、仅有六品官职的王阳明本可以与其他人一样选择明哲保身，但从小接触的儒家道统思想和“学为圣贤”的终身志向都让他无法眼见宦官擅权、国家陷入危难仍视若无睹。所以，他才会在政治黑暗的时刻依然选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方面，身为读书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让王阳明心中充满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另一方面，王阳明既已立志成圣贤，以天下为己任，在国之根本受到威胁的大是大非面前，自然不能视若无睹。所以，王阳明因上疏救援而深陷囹圄之苦和贬谪之罚的行为，看似蚍蜉撼树，却是他践行道德理念和成圣理想的现实路径，是他积极入世的有力证明，反映了他言行一致的为人品格和恪守为官之道的儒者风范。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在得知儿子被贬谪龙场的消息后，也为王阳明能坚守君子的信仰而深感欣慰，并面带欣喜地同他人说 ：“吾子得为忠臣，垂名青史，吾愿足矣！” 王阳明下诏狱的时间是正德元年（1506年）十一月，正是京师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但比起气候的寒冷，更严酷的还是一个月后的判决。在狱中，身心皆伤的王阳明虽然也对现实有过短暂的绝望，但很快，他不但走出了心里的低谷，待到出狱赴谪时，还隐隐显露出光明的心地。这些心境的转变都被写进了王阳明在狱中所作的诗词里，后世将这些诗作收集整理后形成了王阳明的“狱中诗”。流传至今的“狱中诗”主要有《不寐》《有室七章》《读易》《岁暮》《见月》《天涯》《屋罅月》和《别友狱中》。其中，《读易》一诗是了解王阳明狱中变化的关键。“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义易，洗心见微奥”，狱中生活固然难熬，却也能远离世间琐事与日常烦恼，让王阳明有“空闲”研读经典。在读《易经》的过程中，王阳明逐渐体悟到这不仅是一本圣人于困顿中成就的忧患之书，也是圣人的洗心之法，从中可一窥圣人见性见情的隐微和奥妙。读《易经》之后，王阳明感受到生命意义的力量，体会到天道的精微，这使他虽身陷囹圄，心中却充满浩然之气。心有生机，自然能得圣贤之乐。所以，他在诗的结尾写道 ：“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可见，王阳明因在狱中读《易经》而得书中格物之本，这一收获也使他的格物法产生了“反身求己”的转变。所以，《读易》之后，入狱初期王阳明曾在诗词里流露出的晦暗、绝望，乃至隐隐的“怨”“恨”，都变成了降身辱志的反身力点 ；他的诗也因此由“抒情诗”走向了“言志诗”。出狱时，王阳明更以一句“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悦”（《别友狱中》）表达了吾心从道、喜不自胜的光明心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阳明在狱中对“圣人之道”已经有所顿悟，只待龙场一个升华而已。 因此，从表面上看，这场贬谪让王阳明的政治生涯跌落谷底，让他从满怀壮志的年轻京官，转眼沦为远赴蛮荒的“罪人”。但赴谪的经历和龙场的体验都已成为王阳明思考的“养分”，促使他最终大悟辗转追寻30余年的“圣人之道”。由此来看，刘瑾假皇帝之手将王阳明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原想让他在穷山恶水间自生自灭，不承想却“助”王阳明打通了成圣之路的关键节点，由此开启了中国哲学思想史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