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外集五·玩易窝记》

据《明史·土司传》记载，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为促进贵州与周边以及中原地区的联系，亲率水西四十八部“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开辟出以龙场驿为驿首的“龙场九驿”[19]。但是，由于龙场驿地处中原文化所排斥的“蛮夷之地”，虽扼守滇黔要道，设立后却始终未得朝廷重视，驿站仅设有一名驿丞，凡事都需驿丞亲自料理，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尤其是奢香夫人死后，其子孙不仅对驿站疏于修缮和管理，更想要上奏撤驿，龙场驿实际早已名存实亡。 正德三年三月，王阳明抵达龙场时，破败的驿站已无法居住。经四处找寻，他与仆人在离驿站不远处的小山坡下发现了一个天然石洞，便暂时在洞内居住生活。初至龙场，驿站并无实际事务可忙，而且对于当时的王阳明来说，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早已不是为官之人的荣辱得失，而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在此情况下，王阳明从内心发出了“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的疑问。由于路途遥远、行李有限，王阳明没能携带多少书卷在身侧，但想到文人儒士多有在艰难困苦之际研读《易经》以寻求内心慰藉和破解困境方法的习惯，王阳明便也开始“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他将《易经》内容默写下来，在洞内反复研读，日夜静坐，体悟生死，以期探寻圣人之道。 剖析王阳明与《易经》的渊源，还需从其少年时期说起。王阳明所属的琅玡王氏家族历来就有研习《易经》的习惯，其多位先祖皆能卜筮先知。王阳明年少开始研习“五经”经义，但却不是为了获得卜筮先知的能力，而是期望领悟圣人之旨。据《明史·王守仁传》记载，“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旨。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娄谅是明代著名理学家。王阳明曾向他求教，并得到“圣人可学而致之”的启迪。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以谏忤旨而下诏狱，身处困顿之中，他又开始研习《易经》，并作有《读易》诗一首。关于这段经历，王阳明曾自述 ：“正德初，某以武选郎抵逆瑾，逮锦衣狱，而省吾亦以大理评触时讳在系，相与讲《易》于桎梏之间者弥月，盖昼夜不息，忘其身之为拘囚也。”正德二年（1507年），王阳明在赴谪龙场的途中，险些被刘瑾派出的刺客杀害，因而心生逃避，打算远遁他方。正当此时，他巧遇了曾一同对坐论道的铁柱宫道长。道长为其占得“明夷”一卦，寓意一个人若能在遭遇艰难险阻时不断修身磨砺自己，充满希望地等待，终将迎来光明境界。经过此卦启示，王阳明打消了逃避现实的消极想法，重燃勇气，坚定地踏上前往龙场的路途。在龙场“玩易”期间，王阳明更是通过“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发现卦象爻辞并不是指向如何逃避命运，而是告诉人们在人生不同的境遇中怎样去坚守自己的德性。因为逃避命运往往基于一种侥幸心理，是危险的；相反，坚守德性才是平坦的大道。于是他联想到，周文王被拘禁而演《周易》，孔子遭厄运而作《春秋》，司马迁受腐刑仍坚持写《史记》，屈原被放逐乃赋《离骚》，古之圣贤，无一不是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最终战胜了种种磨难。由圣贤观照自己的人生，在一无所有的偏远龙场，王阳明突然意识到，原来在实现“心”与“理”相统一的过程中，“格物致知”并非朱熹所倡导的“心外求理”，而应该向自己的心内求理，即“心即理”。此时此刻，王阳明才终于明白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30余年苦苦追寻的圣人之道，其实早已在自己心里深种！ 此次由《易经》悟道后，王阳明便将所居之处的山洞取名为“玩易窝”，并作下此篇《玩易窝记》。这个玩易窝就位于今贵阳市修文县龙场镇新春村，在吴家湾与毛栗园之间的一座约4米高的小山丘下，洞顶刻有“阳明小洞”四字。在龙场，虽身处僻陋，但王阳明通过“玩易”获得了强大的心理支撑，收获了精神上的富足。他不拘泥于前人见解，从自己的思考出发，发人之所未发，通过充分肯定认知主体的能动性，创立了阳明心学的基础理论思想“心即理”。这一思想不仅破解了王阳明内心的“终极难题”——如何才能像圣人一样感悟天理，实现人生的最高价值，同时也为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史称“龙场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