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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示龙场诸生

正德三年戊辰四月[1]

原文:
注释

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 :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其慎听毋忽!

立 志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2],玩岁愒时[3],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 ;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 ;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4]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 ;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而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 学

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5]也。从吾游[6]者,不以聪慧警捷[7]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诸生试观侪辈[8]之中,苟[9]有虚而为盈,无而为有,讳己之不能,忌[10]人之有善,自矜[11]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资禀虽甚超迈,侪辈之中,有弗疾恶之者乎?有弗鄙贱之者乎?彼固将以欺人,人果遂为所欺,有弗窃笑之者乎?苟有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忠信乐易[12],表里一致者,使其人资禀虽甚鲁钝,侪辈之中,有弗称慕之者乎?彼固以无能自处,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为无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诸生观此,亦可以知所从事于学矣。

改 过

夫过者,自大贤[13]所不免,然不害[14]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于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15]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16]之习者乎?诸生殆[17]不至于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18],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19]也。诸生试内省,万一有近于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当以此自歉[20],遂馁[21]于改过从善之心。但能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虽改过而从善,将人不信我,且无赎于前过,反怀羞涩凝沮[22],而甘心于污浊[23]终焉,则吾亦绝望尔矣。

责 善[24]

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25]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若先暴白[26]其过恶,痛毁极诋[27],使无所容,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为恶矣。故凡讦[28]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29],皆不可以言责善。虽然,我以是而施于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30]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 ;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 :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

出处:

《卷二十六·续编一·教条示龙场诸生》

解析:

在贵州的教育史上,书院对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龙场驿自明洪武年间设立以后,直至王阳明到来之前,从未有过正统书院。正德三年,悟道后的王阳明更加不知疲倦地“讲学化夷”,并以何陋轩为主阵地创建了龙场的第一所书院——龙冈书院。不久,王阳明在龙冈书院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名声不胫而走。据明嘉靖《贵州通志》记载 :“居职之暇,训诲诸夷。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王阳明认为大家因为自己才在此聚集求学,为了解决诸生对于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惑,他便写下这篇《教条示龙场诸生》作为龙冈书院的学规和自己在龙场讲学的纲领,以期每位学子在此能够学有所得。 《礼记·学记》有云 :“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王阳明在教育方法上亦有其独到之处。他并不沉溺于经书讲解、辞章记诵,而是着重培育学生的道德修养。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项为学要点。首先,王阳明把“立志”置于为学之第一位,指出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告诫学子们要正视自己的“良心”,振奋自己的精神。其次,王阳明对“勤学”进行了论述,认为“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强调“立志”与“勤学”是相互统一的关系,二者不可分离。再次,王阳明又对“改过”做了阐述,认为每个人都难免会有过失,关键在于如何对待这些过错,并强调在学习过程中懂得自律才是“成圣”的基本保证。最后,王阳明论述了如何“责善”,即在学习过程中要善意地忠告他人,使他人乐意接受自己的不足并改过。他尤其强调“责善”必须要注意方法,否则会适得其反。这四项为学要点,既是阳明心学思想在教学方法上的具体实践,也是其在教育内容上的集中反映,体现了阳明心学以实现“立志成圣”为人生目标的本质。这对于当时未受教育、文化水平落后的龙场诸生来说,无疑产生了非常大的精神鼓舞。 王阳明过去也曾讲学,但直到在龙场,其讲学活动才真正具备了影响力。由于他在龙冈书院的讲学内容新颖,气氛十分活跃,一时间来自贵阳、安顺、都匀、思南、镇远等地,甚至是湖南、云南等相邻省份的学子都纷纷踏上了前往龙冈书院的求学路,当时贵州以及省外前来听课的学子最多时达到数百人。这不仅使落后闭塞的龙场变得书声琅琅,礼仪顿开,甚至还引起了贵州地方官员的重视。当时,贵州按察副使毛科和提学副使席书曾先后慕名请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31]讲学。但当毛科向王阳明发出讲学邀请时,尽管二人是余姚同乡,交情甚笃,王阳明仍以所悟“心学”是帮人完善道德而非指导科举考试为由婉拒了。正德四年(1509年)年初,毛科致仕离任,继任者席书在京城时曾与王阳明是同僚。席书上任不久就到龙场听王阳明讲学,并与王阳明辩论朱熹和陆九渊的学问。王阳明不谈朱陆异同,反而告知其龙场所悟,往复几次,席书终于豁然大悟,不再拘泥于朱陆异同,因为两人的学问“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最终,席书以师礼请得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并挑选各州县成绩优秀的学子来书院受业。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授的内容也并非指导科举考试所需,而是继续讲授龙场所悟“心即理”思想。讲学期间,王阳明发现许多学子存在仅了解理论知识,却不知如何将其运用到实处的问题。为此,他结合龙场苗彝百姓民风淳朴、言行一致、忠厚诚实的道德观,反复对程朱理学“知行二分”的思想进行反思,最终在贵阳文明书院首次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即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帮助弟子们修正光说不练的陋习。除了讲授“知行合一”,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还十分注重诗歌的写作与教学。期间他创作了大量诗歌以引导弟子学习,并常常与弟子们讨论、切磋。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民族众多,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自汉代舍人、盛览、尹珍之后的千余年中,文化、学校等教育事业可述者甚少。然而王阳明谪居贵州时,在短时间内先后创办龙冈书院及主讲贵阳文明书院,积极从事讲学活动,大力宣传心学思想,不仅开创了贵州教育史上的新局面,还培育了一批地方心学人才,形成了全国较早的地域性心学派别——黔中王门。王阳明离黔后,众多王门弟子在贵州继续弘扬师说,“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讲学之风盛极一时。而继王阳明于龙场创办龙冈书院后,其弟子中也有多人在贵州各地建书院、讲心学,使阳明心学遍播黔中。嘉靖十三年(1534年),王阳明私淑弟子王杏出任贵州按察使,在贵阳建阳明书院 ;嘉靖二十年(1541年),楚中王门蒋信任贵州提学副使,在贵阳修复文明书院,创建正学书院,大讲阳明心学 ;黔中王门马廷锡在贵阳南明河岸的渔矶湾上构筑栖云亭,日夜在亭中讲习阳明心学,南方学者闻讯争相来习 ;同为黔中王门的思南名士李渭则在贵州土家族的聚居地思南建为仁堂阐扬王学,促使黔东北学子一时云集思南。从正德到万历年间,王阳明及王门学者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讲学不辍,极大地推动了贵州文化学术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后,贵州士人不再安于土俗,他们潜心向学,人才蔚然兴起。据统计,明代贵州共有1720余名举人,在王阳明到来之前中举的仅有350余人,王阳明之后则有1360余人,人数增加了约4倍。同时,明代以前的贵州几乎没有经学著作,而明代贵州的经学著作约有18部,绝大部分都是黔中王门弟子所著。民国学者杨恩元说 :“(贵州)人才极盛,实在明中叶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