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臆说序
正德三年(1508年)戊辰[1]
《卷二十二·外集四·五经臆说序》
“五经”指的是儒家经典典籍《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是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文献。若加上毁于“秦火”的《乐经》,共六部著作,合称“六经”。“臆说”则指凭借个人记忆阐发观点。“龙场悟道”后,王阳明虽然已经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之理,但由于从京城至龙场的赴谪之路颠沛流离,致使“书卷不可携”,很多观点均是王阳明凭记忆而发,其准确性仍有待论证。为了验证自己所悟思想的合理性,他只能“默记‘五经’之言证之”。 在龙场“万山丛棘”“蛊毒瘴疠”的恶劣环境中,王阳明花了约六个月时间阐释“五经”要旨,结果发现“五经”所述内容与其内心所想完全契合,于是长达四十六卷的《五经臆说》横空出世,成为其大彻大悟后亲手撰写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而《五经臆说序》正是这部著作的序文。令人遗憾的是,《五经臆说》最终无一卷传世。据《王阳明年谱长编》记载,钱德洪曾经请求亲阅《五经臆说》,王阳明却笑曰 :“付秦火久矣。”直至王阳明死后,钱德洪才从旧纸堆中发现了“幸存”的十三条注解。如今存世的《五经臆说》均由这十三条编撰而成。和四十六卷相比,十三条仅仅是沧海一粟。尽管如此,后世仍有无数学者倾尽一生都在研究和阐释这十三条注解的内涵。 王阳明为何会将自己思想生涯中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亲手删除,这是困惑诸多研究者终生的疑问。但是斯人已逝,直至今日也无法对王阳明焚烧《五经臆说》的意图做出权威性定论。不过,目前有三种观点占据了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一说由于王阳明认为《五经臆说》已经参透天机,读了它便能洞悉天地万物之理,他担心这样的书落入别有用心的人手中会带来祸患,只得在晚年含泪烧掉这部心血之作;二说由于撰写《五经臆说》时王阳明的学术体系还有待完善,其思想逻辑还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认为这样的作品不适合公之于众,更不适合教于弟子传习,所以即使钱德洪多次请求亲阅,王阳明也没有答应 ;三说王阳明此举是为了效仿先儒,以彰显心学大道。在《传习录》中,王阳明曾就“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的做法表达过自己观点,他所赞同的是“大道至简”式的思想传播方式,甚至认为如果秦始皇是为了传承大道而焚书,那这就是可以媲美孔子“删述六经”之法的行为。作为强调体验主义的思想家,王阳明从心底反对后世学者拘泥于虚文的做法。在他看来,只有将杂乱无序的枝蔓剪除,才能让主干更加茁壮成长,让阳明心学的“大道”得以明传后世。 《周易·系辞上》有言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自古以来,学者们从未停止过对于语言、符号与意义三者关系的讨论。而在当时就勇于站在正统学说对立面的王阳明看来,即使是圣人的著述也必然存在局限性,不可能仅通过语言文字就将圣人的所思所想全然表现于书文之中。透过这篇《五经臆说序》,王阳明不仅要抨击被语言文字、名物训诂等所束缚的不正之风,更是在强调读经务必把握其精神实质、“以心解经”的根本观点。早在汉唐时期,学术界就曾被过度拘泥文字训诂的学术之风所占领,此后虽然一度有所转变,但是在朱熹的思想学说被定为官方哲学、《四书章句集注》被列为钦定的教科书并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之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不正风气又卷土重来,学术氛围再次陷入僵化。因此,无论是在此篇《五经臆说序》,还是在王阳明晚年所写的旷世名作《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他都在强调“体认”的重要性。圣人之学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道之全体,圣人亦难以语人,须是学者自修自悟”,如果世之学者不是从自己内心去体认“五经”或是“六经”之旨,仅仅拘泥于著述文句,并企图从中得出一个绝对的、固定的真理,恐怕只会陷入舍本逐末之弊,甚至走上偏执一方的学术道路。
得鱼而忘筌[2],醪[3]尽而糟粕[4]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5]。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6]养性焉耳。则吾之为是,固又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7],而非诚旨于味者矣。呜呼!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
夫《说》凡四十六卷,经各十,而《礼》之说尚多缺,仅六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