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序记说·亲民堂记》

在提倡《大学》古本之时，王阳明首要反驳的就是朱子将《大学》中的“亲民”改作“新民”之举。在他看来，《大学》中所提“明明德”一定要通过“亲民”才能实现。所谓“亲民”，从广义上说，指的是亲近、关爱所有的人，乃至世间的万事万物 ；而从施政为官的角度来说，则专指亲近、关爱自己治下的百姓。在王阳明诸多门人弟子中，对其“亲民”思想领悟最深刻、践行最有效的当属渭南大儒南大吉。 南大吉为正德六年进士。王阳明是当年会试的同考试官，所以两人有“座主”之谊。但直至嘉靖二年七月，南大吉以部郎身份出任绍兴知府时，才有机会系统而全面地了解王阳明的思想学说。此时，王阳明借为父亲丁忧守制的机会就势居家讲学，南大吉便偕胞弟南逢吉、侄子南轩一同来听其讲授“致良知”之学。然而，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南大吉一开始并未接受王阳明的“良知”说，而是经过反复多次的聆听和请教后，才有所悟，并转而笃信“人心果自有圣贤也，奚必他求”的心学思想。在此之后，南大吉经常就为政和为学的体悟与王阳明切磋请益。嘉靖三年二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正式执贽成为王门弟子。随后，他以绍兴郡守的身份组织修缮和扩建稽山书院，新建明德堂、尊经阁，请王阳明主座讲学，又亲自挑选各县优秀学子到稽山书院入学，由府衙供给日用，激励他们积极上进，这也使得绍兴学风为之一新。同年十月，为进一步传播阳明思想，南氏兄弟还以王阳明的《论学书》为基础续刻《传习录》并在绍兴发行，后世亦称之为“新录”。当时与“新录”同步发行的还有徐爱、陆澄、薛侃共同记录的《传习录》“旧录”。嘉靖四年是南大吉在绍兴任职的最后一年，此时的绍兴已在南大吉的治理下从原来多“宦家豪民”“俗奢风悍”的“难郡”变成了可以夜不闭户的“平安郡”，当地百姓尊其为“南侯”“严父”和“慈母”，称其是“真吾师也”。正月时，南大吉再次向王阳明问政，王阳明不仅向他解说了“亲民”的意义，还叙述了《大学》古本中“明明德”“亲民”“止至善”三大纲领的关系，令南大吉深有所悟。此后，为更好地践行“亲民”之旨，南大吉将官衙命名为“亲民堂”，并请王阳明为之作记，名曰《亲民堂记》，后世将其与《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万松书院记》《重修山阴县学记》并称王阳明的“书院四大记”。 嘉靖五年（1526年）三月，南大吉入觐却遭罢免，这既是因为他在绍兴的改革得罪了地方豪强巨室及“部中显者”，更因他刊刻《传习录》、提倡阳明思想的做法触及了嘉靖皇帝的“逆鳞”。其中，南大吉最令地方豪强记恨的功绩当属嘉靖三年治理绍兴河道一事。水城绍兴自古就以舟楫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但当南大吉到任时，绍兴城内的府河早已因地方豪强的瓜分侵占而航道渐窄，河道也因无人清淤而污臭不堪。南大吉深知，作为绍兴府的交通和灌溉“命脉”，如果河道不畅，一旦遇上雨涝气候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力排众议，张榜安民，浚河复航，而豪强便不停唆使不明真相的百姓以歌谣诽谤南大吉。不过，当绍兴百姓在第二年旱涝交替的天灾中幸免于难时，他们便明白了南大吉的苦心，又纷纷以歌谣称颂他的浚河之举。得知此事的王阳明将其写成了《浚河记》，这篇文章后被百姓刻石立于岸边，以记颂南大吉的功德。罢免回乡后的南大吉潜心讲学，建造书院，开馆授徒，开渭南科举兴盛的先机。嘉靖二十年（1541年），为完成父亲遗志，南大吉受渭南县令辛万钧之邀，带领门人勘探地形，查考典籍，再结合父亲遗稿及残缺的旧县志，编撰了图、考、表、传俱全的《渭南志》——这既是渭南历史上第一部县志，也是关中八大名县志之一。当年八月，南大吉阖然辞世，在京城的绍兴人纷纷赶往其弟南逢吉在京城设置的灵堂恸哭吊唁。17年后，经绍兴府百姓请愿，南大吉被请入绍兴名宦祠祭祀。第二年，渭南县百姓也将南大吉请入渭南乡贤祠祭祀。 无论是重修稽山书院，还是力主浚河，这都是南大吉身体力行亲民思想的知行合一之举。在《亲民堂记》中，王阳明和南大吉所论的“亲民”之旨，其根源仍是“致良知”之道。王阳明认为，“明德”“亲民”最终皆归于“止至善”，“止至善”就是要尽心、尽性，使自己的本心发显，也即“致良知”。“明德”就是“良知”，也就是“心”，而“明”的过程也是“致”的过程。所以，他才会提出天下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乃至鸟兽、草木，“皆有以亲之”，无非就是“求尽吾心焉”的论断。而王阳明不仅从“致良知”出发，在理论上对“亲民”之说进行论证，他的为官从政生涯更是时时刻刻都念及百姓的生存和生活，从细微处关心人间疾苦。王阳明“亲民”的施政举措，其实质与他“致良知”的核心思想是一体的，这也是他在学问和事功上的“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为政”就是“为学”，“为学”也就是“为政”。对于社会管理者来说，体恤关爱百姓、了解百姓疾苦、解决存在的问题、化解关键矛盾，才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