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认为只有知行合一才是真孝，知孝必然去行孝，不行就是不知。只知徒口说孝，却不去躬行践履之人，并不是真的知孝。“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说些孝弟的话”是将心中所知表达出来，好像知道的样子，但是只要不去行孝，就不是真的知孝。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知孝，不是看这个人能不能说孝的话，而是看他能不能去行孝，行孝是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知孝的标准。知孝与行孝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知孝却不去行孝只是不知，行而不知只是冥行。首先，人真的知孝必然去行孝，知孝而不去行孝只是不知孝。良知“见父”知孝，可以说孝是良知之发，也可称为良知。而良知是一种动力之知，本身蕴含着走向行的冲动。真知能够为行提供动力，这不仅是王阳明的观点，也是程朱的观点。

“格物，须真见得决定是如此。为子岂不知是要孝？为臣岂不知是要忠？人皆知得是如此。然须当真见得子决定是合当孝，臣决定是合当忠，决定如此做，始得。”朱熹对格物的要求是格为行提供动力，格物是为了获得真知，也就是说朱熹认为真知能够为行提供动力。良知是一种动力之知。吉尔伯特·赖尔认为知识分为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前者是纯理智的，后者是实践性的。命题性知识就是知道某一事实，而能力之知则是（例如）知道怎样开玩笑和欣赏玩笑，知道怎样合乎语法规则地谈话，知道怎样下棋，知道怎样钓鱼或怎样进行论证学所讲的知识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实践性的，所以它应该属于能力之知，至少非常接近能力之知。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黄勇在文章《论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抑或动力之知？》中指出阳明的知行合一之知（良知）既不是命题性知识，也不是能力之知，而是第三种知识——知道去做的知识或动力之知（Knowing-to）。

动力之知具有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都没有的独特特征：具备动力之知（比如，知道去爱父母）的人会做出相应的行动（比如，爱父母），但是，无论是单独的命题性知识（比如，知道一个人应该爱父母）或能力之知（比如，知道怎样爱父母），还是二者相结合，都不会驱使具备这些知识的人做出相应的行动（比如，爱父母）。

笔者赞同黄勇教授的观点，认为良知是动力之知，能够为知提供动力。孝之知作为良知的发用，自然也是动力之知。人知孝自然能够行孝。如果人知孝却不去行孝，只是因为心中有私欲存在，私欲的动力强过了孝知的动力，阻断了知与行之间的关联。王阳明区分了真知与非真知，能够被私欲所阻断的知是非真知。因此，人真的知孝必然去行孝，知孝却不去行孝不是真的知孝。

另一方面，没有良知指导的孝行是冥行。王阳明区分了真行和冥行，在良知指导下的孝行是真行，没有良知指导的孝行是冥行。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需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温凊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辩？惟于温凊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王阳明指出，孝行必然是在知的指导下进行，若此知不是良知，而是通过学、问、思、辩等工夫在心外获得的孝的相关知识，例如书上记载的孝的礼节。那么，在知指导下的孝行就好比“舞台上扮孝子”，是演戏，此孝行便是冥行。

王阳明批评的正是朱子及其后学关于行孝的观点，朱子认为人生而知孝，但此孝知只是大略之知，还需向心外格取更为全面精微的知识，然后在知的指导下践行。王阳明认为朱子从心外格取的所谓更全面精微的知识并非良知，在非良知指导下的力行只是冥行。

王阳明认为人在行孝之时，例如做温凊和奉养之事时，心中只有天理而无人欲之心，即只有良知，自然会知温凊之节和奉养之宜，无需“学、问、思、辨”的工夫，按照良知所知温凊之节去做温凊之事，按照良知所知奉养之宜去做奉养之事，便是孝行。因此，只有知行合一才是真孝。无知则孝知不是真的孝知，无行则孝行不是真的孝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