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场悟道，新的转折点

王阳明小时就立志要做圣人。为了这一目标，他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尝试探索，精通儒家经典，会通佛教、道教，精研各种兵法，娴熟于骑射之术，擅长于诗词歌赋，甚至书法也为明代一绝。至于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一派思想，王阳明则不仅熟知，而且付诸实践。例如朱熹讲“格物致知”，认为一草一木皆含天道至理，王阳明就去“格竹子”，结果大病一场。正是在亲身实践中，王阳明逐渐体会到了朱熹的思想道路，必能真正能引导自己走上通往圣人境界的道路。

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35岁，由于上书谴责宦官刘瑾，遭受酷刑，身陷囹圄，出狱后又被发配到贵州龙场。在龙场极端艰苦的生活环境之中，王阳明的生命境况面临极限。如何生存下去，对当时的王阳明来说，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正是在这种无法形容的艰险之中，王阳明实现了自我生命境界的突破与超越，“龙场悟道”成为他精神与思想的全新转折点。“龙场悟道”作为王阳明生命转折点的意义，是他找到了如何成为圣人的根据，从而为他此后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根据与基础，他简短地概括为三个字——“心即理”。

心即理，还原生命的本质

既然是“心即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原本就孕育着无限广大、无限光明的道，所以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充分具备圣人的全部本质的。只要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与人物、事物相交往的全部过程中，把我们内在的“本心”体现出来，我们事实上就是在“行道”，就是走在通往圣人境界的路途之中。

圣人与普通人并没有本质差别，只不过圣人能够时时、事事、处处都体现出他无私的、与天道相统一的“本心”，而我们普通人却往往免不了自私自利、计较利害。正是私心、私利、私欲的计较，才使得我们与圣人相去悬隔，甚至倍道妄行，甚至堕落到极点而不能求之于人道之域。

“心即理”作为一种观念，在理论上建立起了人的现实存在与最高天道之间的本质同一性，为人的生存确立了本原性的生命根基，同时也为人生的意义确立了本原性根基。如若生命没有根基，谈何生命的意义？因此在王阳明那里，“心即理”即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本原。

“心即理”的现实表达与体现，即是生存意义与价值的现实展开。换句话说，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并不是先验赋予的，而是通过个体的现实生存过程来实现的。这显然并不只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正因为如此，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即开始宣讲其“知行合一”理论。

其次，真知必行，不行假知，注重躬行实践。王阳明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意思是说，真正的“知”必须付诸实行，没有“行”的“知”就不是“真知”。“致良知”就是将良知贯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实践之中，实现知行合一。因此，他常强调在事上磨炼、在实践中求知。

再次，以知促行，为善去恶，强调自律自觉。王阳明认为“一念发动处便是行”，后人常以此误解他“销行归知”。其实，王阳明并没有混淆“知”“行”，他视起心动念就是“行”，所以应该对善恶有高度自觉，这是慎独、自律的极致，对道德修养极有意义。他提倡知行合一是希望在道德规范上防微杜渐，因为道德上的知行问题是和认识上的知行问题分不开的。

王阳明整合前代知行观，阐明“行”是“知”的源泉，主张历事炼心，反对空谈，对后世进步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影响深远。明清之际王夫之从唯物论角度阐发知行合一，主张“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孙中山结合当时革命需要，提出“知难行易”说，成为从传统知行观到科学知行观的过渡环节。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提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知行合一强调知与行要相互贯通和促进，化知识为德性、化德性为德行，这在今天颇有借鉴意义。倡导知行合一，强调的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根植于中国知行合一的思想沃土中，找到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这既是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科学实践观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