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习录》中，有一段王阳明和弟子刘德章的对话，大有深意，值得揣摩。刘德章在听了王阳明用纯金比喻圣人，用金子的分量比喻圣人才智和能力的大小后，认为把尧舜比作万镒（古代计量单位）的金子，把孔子比作九千镒的金子，这样的比喻是不妥当的。王阳明答疑说，这只是从表面上考虑问题，替圣人争起“分两”来。“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意思非常明确，所谓圣人，只论其“成色”，不论其“斤两”。就好像一两金子跟一千两金子相比，虽然分量不一样，但是金子的纯度是一样的。圣人之所以被称为圣人，就是他的心纯乎天理，没有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他们做人论的是层次，是内在人格，而不是论外在的功绩。

王阳明告诫弟子：“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

做人是要论成色，即一个人内在的品格，不要论斤两。斤两，就代表外在事业的成功，当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评价他做了多少伟大的事情，又或者做了多少件事情。哪怕他做一些小事，只要他做的事情纯乎天理，就好像是一两金子，跟一万两金子相比，虽然说分量不一样，但是成色都是纯金的，这也只是代表一种成功，也可以问心无愧。

如同孔子所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道就是一个做人的品格，术是做人的技巧，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多数人都注重做人的技巧，能够通过技巧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大部分人却忽略了做人的品质，这就好像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求道，不求生计。当然品格也是一个基本，先满足生计，再求道才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品格，并不是考虑一个人的生计问题。外人眼中的眼花缭乱的丰功伟绩，实乃身外之物，人格品质的不断完善，才是做人应追求的终极目标，纵观古今圣哲，无不把人格品质放在做人第一等。

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成功却属于一个外部世界，它不仅仅需要物质的支持，更需要别人的一种评判和认可，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物质的成功。大多数人目前都普遍存在于物质的满足之中，所以人格和成功相分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在生活中很多人，只顾讲究技巧的生活，没有注重品格。

活在这个世上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如果连吃饭都成问题，那更谈不上品格修养。但是当你拥有不低于社会正常水平的生活保障之后，就应该注重自我的人格和修养，而不只是一味地追求更大的物质成功。

“德要配位，厚德载物”，这些都是优良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识人辨人，选人用人，“德要配位”是一个关键的考量指标。在现实当中，德才兼备之人毕竟少数，那么“先”就成为先决条件。王阳明认为，尧舜是万镒之金，文王、孔子是九千镒，汤武是七八千镒，伯夷、伊尹是四五千镒。这只是说圣人的才智和能力之不同，但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成色“纯乎天理”的足色精金。王阳明说：“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只是大圣人与小圣人的区别，本质上都是圣人。

古人所崇尚的圣人，主要体现一种道德至上的最高原则，同时兼有“以德化人，以德治世”的博大胸怀。通俗地讲，就是人们对“好人”与“能人”的价值区分。“缺德之能人”与“中才之好人”，我们到底认同哪一种？现实当中，太多的口是心非、八面玲珑、心狠手辣、胆大妄为、胡作非为、损人利己，人面兽心、虚伪奸诈的“能人”。这些所谓的“能人”能量极大，头顶各类光环，“成就”令人炫目，其本心隐匿极深，可这绝不会长久。“以桀纣心地，做尧舜事业”，这是德不配位的现实写照，职位越高，危害越大。

其实王阳明所说的这些，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做人之道，首先要注重良知，注重内在，注重成色和品格，其次，才去关心外界的一些成就。不要一味地去追求更高的事业，不要动不动就想一些远大的事业。当你品格没有达到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上，你即便是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那又能如何，那也是不长久的，毕竟“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为人之道，“成色”比“斤两”更重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往今来，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