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外集七·三箴》

多言何益？徒以取祸。德默而成，仁者言讱。

多闻多见，谨言慎行 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在南京任鸿胪寺卿。期间在当地书院传道讲学，宣扬自己的心学思想。但其观点与当时的主流朱子学说存在较大分歧，由此招致众多责难与非议。面对众多的批评指责，王阳明的内心也不自觉失了平静。此事平息之后，王阳明进行了深刻反省，认为自己太过心浮气躁，于是写下《三箴》一文警醒自己。文中，王阳明以“小子”自称，如痛斥冥顽不悟的小子一般训诫自己“不警”“不见”“不知”“不忆”“不恤”“不鉴”，还多次使用“兢兢”“履薄”“慎尔”等词，以教诫自己处世的关键在于“慎言”。古人“涉世以慎言为先”，王阳明对此深有体会——面对诽谤责难，他越是反唇相讥，越是适得其反，更有失修养 ；而当他保持缄默，研读先贤作品以自证时，反而达到“无辩止谤”的效果。可见，学会“慎言”这种修养，对为人处世大有裨益。 ⊙ 言必有度 常言道，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王阳明在《三箴》中写道 ：“慎尔出话！懆言维多，吉言维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祸。”意在警诫自己说话切记小心谨慎，好话别多说，坏话也别说，多说无益，徒惹灾祸。这番话不仅仅是针对学术上的“朱王之争”，还因为他在朝为官，言行稍有不慎就会授人以柄，引来祸端。同样官居高位的曾国藩，一生也在“戒多言”上苦下许多功夫。曾国藩年轻时是个多嘴多舌的人，很容易得罪人，甚至因不经意的话语引起同僚猜忌，左右树敌，因此他曾在日记中告诫自己 ：“席间一语，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无怨。言之不慎，尤悔丛集，可不戒哉！”并反省立志 ：“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道德经》说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古之圣贤，无不谨言慎行，批评之语择人而言，善意的规劝亦十分讲究。正如禅宗讲究的“机锋转语”，即点到为止，未尽之意任凭猜想。言必有度，即是为人有边界，那么慎言的“度”该如何把握？对此，王阳明如是说 ：“誉人之善，过情犹耻 ；言人之非，罪曷有已？”意为先进行自我内省再去衡量是非得失，凡事量人先量己，才能言必有度。 ⊙ 善听信言 老子说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即是说真实的话不动听，动听的话不真实。常听好话会使人耳目闭塞、难辨是非，反倒是那些让人听起来不舒服、刺耳的话，能够帮人明辨对错。例如唐太宗与魏徵，魏徵敢言，唐太宗也善听，才有了明君与诤臣的千古佳话。唐太宗在刚登基不久时，为扩大兵源，曾颁下诏令让民间16岁以上的健壮男子尽数入伍。此举遭到魏徵极力反对，他认为统率军队不在于兵员数量，推行充兵填数只会失信于民。在魏徵的极力劝说下，唐太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反省说：“向者朕以卿固执，疑卿不达政事，今卿论国家大体，诚尽其精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九·贞观君臣论治》）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就是这个道理。批评其实也是慎言的一种形式。《礼记》有言：“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即俗话说的“在其位，谋其政”——身处一定的职位，如果没有自己的见地，不能提出意见，便是君子的耻辱，会受到众人的鄙视；而受到批评就怒形于色的人，是因为没有勇于接受批评的品质。对此，王阳明也反省自己 ：“不见壅肿，砭乃斯愈？不见痿痹，剂乃斯起？人之毁诟，皆汝砭剂。”世人诽谤的言语都是对自己最好的警醒。对待别人的批评和意见，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绝不能用“批评”抵制批评，闭目塞听。 ⊙ 言须循礼 慎言还是君子交往应该遵循的“礼”。子夏曾言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即君子做事情谨慎认真不出差错，对人恭敬而合乎礼节，那么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兄弟。儒家思想非常看重“礼”，慎言其实就意味着要循礼而言语。据《后汉书·郭林宗传》记载，郭林宗虽善于鉴识、品评人物，但他言谈举止十分谨慎，从不轻易高谈阔论。党锢之祸兴起时，士大夫大多遭受迫害，而郭林宗却因平日的慎言得以全身而退。这之后，郭林宗为避祸选择了闭门讲学，弟子数以千计。所以，为人处世，在发表自己的见解时慎言，不仅能够避免不必要的灾祸，还能提高自我修养，使对“礼”的遵循从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自觉，成为具有至上品德的“圣人”。 此外，《三箴》以严词自警，还是王阳明“致良知”精神的体现。他在惩忿窒欲之际还以大量严厉之词自我批评，正是应孟子所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至于为何要反求于己，原因就是内心有良知。因为有良知体察，在遇到问题和困难的第一时间才不会去怨天尤人，而是反躬自省。正如聂豹所说 ：“圣人过多，贤人过少，愚人无过。”圣人内心的自我感知能力强，其所看、所听、所嗅、所说、所做、所想，只要有不合良心的地方，他即刻就能觉察到，良心受到谴责，所以圣人始终觉得自己的过错很多，因此更善于自我批判。而愚人的自我感知能力弱，对他人的感知能力却很强，所以更多的是看到他人的不足，这让他们更善于批判。道德修养的自觉与否，也正是圣人与常人之别。据《传习录》记载，王阳明晚年曾回忆起自己中年在南京做官时还没彻底克治干净好名之心，因而失了平静，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检讨才慢慢平复心情。在此之后，王阳明便提出了“知善知恶是良知”的论述，并教导弟子“知过是贤人，改过是圣人”，强调能知过，即是良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唯有自觉才能崇高。而一心希贤希圣的王阳明，正是因为有了“致良知”的道德本能，才能随时随地觉察自身不合良知的言行和心念，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怠省察克己之功，迁善改过，从而践行圣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