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文录五·杂著·书石川卷》

议论好胜，亦是今时学者大病。

为学，力戒好胜之心石川即王阳明的族叔克彰，他虽是王阳明的长辈，却不拘俗礼，甘居王阳明弟子之列。克彰看前人文章时，常指责多、吸收少 ；与人辩论学术，又争强好胜、意气用事，并且标榜门户，自以为是。因此，王阳明作《书石川卷》针砭时弊，以警励之。 明朝的议论好胜之风，常兴于“朱陆同异”的学问门户之见。早在龙场时期，席元山就曾请教过王阳明对“朱陆同异”的看法，但此时的王阳明态度回避，并没有直接抒发见解。直到正德六年，王阳明在京师讲学传道，又有弟子问及此争论，王阳明才说 ：“是朱非陆，天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后来在与弟子徐成之的信中，王阳明进一步阐释道 ：“今二兄之论，乃若出于求胜者，求胜则是动于气也。动于气，则于义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论乎！凡论古人得失，决不可以意度而悬断之。”可见，王阳明将“朱陆同异”之争归咎于辩论双方各自的求胜心。在王阳明看来，议论好胜是当时学者的一个“大病”，而克彰也常犯这个毛病。在《书石川卷》一文中，王阳明严厉批判了议论好胜的不正之风。他认为先儒治学，方式和角度不尽相同，自然深浅同异，造成学术争论在所难免。为学者不应对古人的是非过于纠缠，若以胜负之心，抱门户之见，这样无异于自筑藩篱。更不要急于否定，轻慢同列，加以诋毁，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应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王阳明强调“见贤思齐”的内省精神、“学而不厌”的求学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才是治学问道的初心所在。在《寄邹谦之》一信中，王阳明又说 ：“后世学术之不明，非为后人聪明识见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胜心为患，不能取善相下。”他认为“胜心”使得时人的为学动机不再纯粹，而导致“胜心”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 好胜则相轻 早在魏朝，曹丕就曾一针见血地批判“文人相轻”的歪风恶习。他在《典论·论文》的开篇谈道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即是说，文人之间轻慢同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从古至今，文学上的流派之争、门户之见，相互排斥，怒目而视，甚至破口大骂，屡见不鲜。文非一体，鲜有人什么体裁都擅长，然而人们却总是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对别人吹毛求疵，却看不清自身的缺点。正如傅毅和班固一起编写史书，两人文采相当，不分高下，可班固偏偏轻视傅毅，在给弟弟的信中讽刺傅毅写文章下笔千言，不知所止。王阳明在《书石川卷》中也以“管中窥天”做比喻，认为不少学者在圣人之道上都是坐井观天，明明离悟“道”尚远，却自鸣得意，殊不知自身犹如井底之蛙，浅薄无知。然而，既有文人相轻，自然也有文人相重。相重体现的是为人宽广的胸襟。文人相重被称赞为“古人服善”，这一嘉誉源自崔颢写《黄鹤楼》、李白仿其写《登金陵凤凰台》的美谈。李白在登黄鹤楼时有意作诗一首，然而却发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虽心有不甘，但依旧表达了对崔颢诗才的佩服。后来李白再登黄鹤楼，仍记得此“道不得”的遗憾，于是摹学崔颢诗作《登金陵凤凰台》以比之，同样成了千古名篇。正是有李白的相重才能成就此文坛佳话，因此后人评价二人，“真敌手棋也”“格律气势，未易甲乙”。而为学者治学应同此理，彼此相重则两全，彼此相轻则两伤。 ⊙ 过傲则无知 好名好胜的根本在于过傲。过傲是一种不自知的愚蠢，它导致人总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优越、都善良，随即带着批评的眼光看待一切。孟子说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正是此理，人缺乏自知之明，就会丧失理性，遏制不住内心膨胀的私欲，逢事指指点点、好为人师。苏格拉底说：“无知即罪恶。”对于不自知的丑态，王阳明在《寄邹谦之》中如此描述：“凡今学术之不明，使后学无所适从，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党自相求胜之罪也……若只要自立门户，外假卫道之名，而内行求胜之实，不顾正学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党同伐异，覆短争长，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谋，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他批评那些为了证明自己思想高明，故意标新立异、鼓吹见解的学者。他们的姿态很高，治学的动机不在学术而在成名，结果为了这些虚名，不但分心力分时间，还因为学术不精而贻误后人。王阳明为这样的不正之风感到悲哀，而历史上，因为过傲而不自知，导致身败名裂的例子比比皆是 ：赵括读了几本兵书，就自认为兵法天下第一，结果上了战场鲁莽轻敌，导致赵国四十万大军被坑杀，自己也被乱箭射死 ；杨修自恃学识深厚，恃才放旷，胡乱上谏进言，平白丢了性命。所以说骄傲是一种不自知的愚蠢，意在求荣，实际上往往是取辱 ；意在显示聪明，实际上却是愚蠢。也因此，施邦曜称赞《书石川卷》一文 ：“说破学人大家深痼之疾。” ⊙ 气傲则博学无益 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总结并申斥了一种“以学自损，不如无学”的学问态度。他认为 ：“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南北朝时，受学术清谈之风影响，士人学子以巧辩胜人为荣，以虚心求学为耻，读书为学在于满足好名好胜的功利目的，导致凡是有点知识的人就喜欢自我卖弄。强烈反对这种风气的颜之推，严肃教诫自己的后辈子孙，这样有损自身修养的为学态度，还不如不学 ；做学问的目的是要以学养人，虚心务实才是根本。而清朝名臣林则徐在“十无益”家训中告诫后人为人处世要摒弃十件最无用的东西，其中一条“无益”便是“心高气傲，博学无益”。意指一个人即便有再高深的学问，只要心存傲慢，那么读再多的书也是无用的，因为他只会拿自己的所见所得去指摘别人的过失，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最终因“傲”而一叶障目，自我泥陷。相反，真正的博学只会让人愈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无知，明白人的毕生所学不过是知识海洋中的沧海一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所以，培育谦卑的品质，就是在遏制内心的优越感，从而自觉抵制外界虚荣，避免狂妄自大。 针对为学者议论好胜、自视甚高的时弊，王阳明给予的对症之方是省察克治。省察克治，就是要时时反省内查，看自己的内心有无私欲、不正之气，若有便立刻制止。王阳明在滁州讲学时发现诸生过于强调理论上的争辩，喜欢高谈阔论，有违教诲。他于是警醒道 ：“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好胜、过傲亦属于他所说的私心杂念，这些私欲常隐于微处，要通过省察克治之功去仔细体察，才能明辨，这也是为什么儒家提倡要“吾日三省吾身”。而如何衡量自身为学的纯粹度，王阳明在《传习录》中阐述道 ：“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 ；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 ；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如果为学好名，那学问只是功利化满足 ；相反，为学务实，追求的则是德行以配其位。因此通过省察克治，遏制好名好胜之心，才能从根本上以学自养，学以正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