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二·外集四·序·送闻人邦允序》

重矣，勿以进非科第而自轻 ；荣矣，勿以官卑而自慢。

位卑不自轻，良知以为重 世人热衷科考、入仕为官，大多是看重功名富贵。然而王阳明却坚持 ：“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窃也。”意在说明君子入仕从政不应以俸禄功名为目的，而应该以“行道”为归宿。所谓“道”，即是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君子为官应施道于民，为民请命，不为官也应修己以安百姓，而这种道义精神也已融入王阳明的良知思想中。他以“行道”精神鼓励自己的后生子弟参加科举，入仕为官。 正德七年（1512年）春，王阳明的表弟闻人邦允在春试中落第后决意出仕。在明代，文官以科举考试为进身的正途，轻视不参加科举直接进入官场的官员。王阳明的表弟邦允因进非科第，受命到福建苍峡当巡检司巡检（又说被任命为驿站驿丞），官从九品。这在明代是最低一级的官职，因此邦允不免感到失落。为劝慰表弟，王阳明特作此赠序，勉励他不要因为非科举出身而自轻自贱，也不要因为官职低微就懈怠敷衍 ；即便被别人看轻，也要尽忠职守，爱惜品誉，造福一方百姓。在家信《寄闻人邦英邦正》中，表弟邦英、邦正认为为官举业会影响圣贤之学，王阳明开导他们，“谓举业与圣人之学相戾者，非也。程子云 ：‘心苟不忘，则虽应接俗事，莫非实学，无非道也。’”入仕为官与圣人之学并不矛盾，两者本来就不须彼此偏废，为官举业就是在践行圣贤之道，因为追求圣贤之道不能每天只高谈阔论仁义道德，否则只会落入“务外好高”的空虚时弊。因此，以良知之道为官，就要明白无论职位高低，所有身体力行的努力都是一种“道”的自修。 ⊙ 为官即为学 做学问不应该成为求仕的手段，为政也不能丢掉为学的根本。《王阳明全集·书朱子礼卷》中就记录过一个故事 ：嘉靖三年（1524年），王阳明受邀到绍兴稷山书院讲学，期间诸暨县知县朱子礼曾多次来向王阳明请教如何做好地方官。第一次王阳明并没有直接告诉他管理的办法，而是告诉他如何自修做好学问。朱子礼受教后认真反省自己，以明德修己，通过检讨反省而明白了自己的心性 ；以己推人，从而知道了民众到底喜欢、讨厌什么。三个月后，朱子礼的县政工作初见成效，他又向王阳明请教。这一次王阳明不谈学问之道，直接告诉他管理县政的方法。朱子礼回到诸暨县后，结合之前的学问收获，悟出做官就要将自我真正融入民众中去的道理，于是在方法上践行王阳明所教之法，真正做到了“平民之所恶”“从民之所好”“顺民之所趋”“警民之所忽”“拯民之所患”“复民之所同”，使得县政工作有了显著改善，他因此感慨“学所以为政，而政所以为学”，意为为学和为官从来都不是割裂的，为政是为学的延伸与验证，为学是从政的基础和预备，二者共修，才能互相裨益。 ⊙ 为官当为民 北宋理学大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向来为历代读书人所传颂，而为民请命也是王阳明的政治理想。王阳明每到一地任职，都要求部属视民如子。他曾说 ：“各官务要诚爱恻怛，视下民如己子，处民事如家事，使德泽垂于一方，名实施于四远，身荣功显，何所不可。”他认为，既为父母官就要履行好自己为民请命的职责，如果在其位不谋其职，官职反倒成了惹祸的根源，于民不利，于己更损。《苏轼九章》评价苏轼 ：“四十年，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凡所到之处，百姓无不爱戴感念，世代相继。”苏轼每到一处，无不把百姓的事情、利益放在心上，想尽一切办法帮助百姓攻坚克难，即便为民办事得罪朝廷权贵多次被贬，依然初心不变。 “民”是圣人之道的承担者，也是道义精神的根本所在，当官为民就是在践行“道”的使命与责任。也因此，王阳明极力批评“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为官态度。他任两广总督期间，对地方官员“偷惰苟安侥幸度日”的行为十分愤慨。在《禁革轻委职官》中，他批驳道：“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职 ；而有司之失职，独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侥幸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国宪，不恤民事，不以地方为念，不以职业经心。”意为国家治理不好导致社会动荡，是由于政府的失职 ；而政府的失职，并非只是基层小官懒惰怠政，其上层官员肯定也存在不能以身作则、不遵行国家法度、不体恤民情、不恪尽职守的现象。一旦社会动荡、制度废弛，大小官员都难脱其咎。因此做官无论大小，都当行“为民之举”。只有从根基做好，才能实现科举入仕的真正目的。 ⊙ 为官必致良知 良知是不必经过考虑和学习的道德本能。在王阳明看来，为官者拥有良知才能对民众的苦难和不幸产生恻隐之心，从而产生急切拯救的心情。王阳明在江西庐陵上任知县时，当地民众涌入衙门，一片喧哗。有衙役想将这些百姓赶出衙门，却被王阳明拦下。他认为，“坐视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时弊而不敢言”，那要知县一职还有何用？之后，王阳明为减轻赋税，免除庐陵当地的葛布税，将官衙署牌“肃静”“回避”改为“求通民情”“愿闻己过”，还呼吁为官者“垂怜小民之穷苦，俯念时势之难为”。晚年王阳明在征伐龙南、三浰时，深知造反的“乱民”或是被官府所迫，或是被大户所侵，或是被豪强所夺，只是一时错起念头，才到山中造反抢劫。他怜悯这些“乱民”的不得已，于是采取“重抚轻剿”的策略，将造反的“乱民”包围在山中，围而不剿，还派人送去米粮、酒肉、银钱、布匹等物品进行安抚，使很多“乱民”颇受感动，最终多部首领率部投诚，不废一兵一卒就平定了地方动乱。王阳明悲天悯人的圣人情怀，即是通过致良知，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做到政在亲民。 晚年的王阳明极力倡导“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良知学说，而以明德为体、亲民为用的思想皆不外乎“致良知”。在他看来，人人皆有良知，官员的良知就是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立志做官为百姓谋福利才是真正的远大志向。他曾通过“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澜岂易摧”的豪迈诗句，表达了为官就要有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的担当精神。哪怕自己身受委屈，也要多行利民的善政，如此才能上报社稷，下以益民。王阳明用其恪尽职守的一生诠释了“良知”的真谛。他在序中告诫表弟要“以良贵为重，举职为荣”，德行天下，为民请命，才能良知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