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八·续编三·杂著·告谕庐陵父老子弟》

父老其各训诫子弟，息忿罢争，讲信修睦，各安尔室家，保尔产业，务为善良，使人爱乐，勿作凶顽，下取怨恶于乡里，上招刑戮于有司。

卧治庐陵，治世安民告谕是古代的一种公文，用于上级对下级传达指令或者官吏对民众发布政令信息。正德四年（1509年），谪居龙场两载的王阳明升任为江西庐陵知县，这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后第一次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主政庐陵时，王阳明对地方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治理。他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共留下十六篇告谕，皆被收入《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一文中，庐陵也因此成为他政治治理和心学思想首次付诸实践之地。 王阳明发布告谕的目的在于安民。庐陵在王阳明执政之前问题成堆，最为突出的便是民众诉讼成风，当地百姓已然到了随时随地都能与人打官司的地步。历史上的庐陵本是著名的文章节义之邦，文风鼎盛，名人辈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著名诗人杨万里、主持编纂《永乐大典》的解缙都是庐陵人，并且自科举制实施以来，庐陵的状元、榜眼、探花和进士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庐陵也因此有了“一门九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的美誉。后来由于朝廷的弊政和社会的动乱，王阳明接手的庐陵聚讼成风、讼棍成群，不管大事小事，乡民都要上官府告状。《明宪宗实录》记载 ：“或相互争斗，或彼此侵渔，嚣讼大兴，刁风益肆。近则报词状于司府，日有八九百 ；远则致勘合于省台，岁有三四千。”即在庐陵，县民每天递交的状纸有近千份，意味着官府每天要处理的官司也就有近千个。此外，如果官府处理不好，县民还会越级上报至省府。尽管王阳明到任庐陵前对此略有了解，但没有预料到其严重程度。据说他刚到任时，便有一大群百姓在衙门前大呼冤屈，于是他让人具状起诉，未曾想一时间竟收到近千份诉状，可当中绝大多数都只是一些鸡毛蒜皮之事。 民风好讼，不仅极度浪费资源，也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为了改变这样的不良风气，王阳明首先恢复了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创设的“申明亭”和“旌善亭”制度。“申明亭”，专用来张榜公示那些违法乱纪、被官府定罪的人，以起警示、防微杜渐之用 ；“旌善亭”，则用于表彰各种好人好事，树立榜样，劝民从善。再者，设置“里正三老”，即由各地的德高望重者来裁决和调解本地的诉讼和争端，希望县中父老能够发挥其带头作用。最后，提高对簿公堂的门槛，与乡民约法三章 ：一是“自今非有迫于躯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辄兴词”；二是“兴词但诉一事，不得牵连，不得过两行，每行不得过三十字”；三是“县中父老谨厚知礼法者，其以吾言归告子弟，务在息争兴让”。王阳明还强调 ：“夫嚣讼之人争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见疾于官府，内破败其家业，上辱父祖，下累儿孙，何苦而为此乎？”经过这些努力，庐陵的好讼之风很快得到抑制，社会风气也明显好转。 除了民风好讼，当地葛布银问题也十分棘手。实际上，庐陵本地并不产葛布，原先的岁额中也没有葛布一项，然而官吏却催促庐陵县收买葛纱上贡。王阳明到任后便开始着手调查此事，并发现正德二年（1507年），有人上书江西布政司要求本省生产葛布的地区要抓紧采办，不生产葛布的县份，也要根据原先田赋的多少，加派买布银两。种种名目的赋税让庐陵百姓的负担日益繁重，因此不断有乡民到衙门前哭诉。“蓦有乡民千数拥入县门，号呼动地，一时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宽贷。”为体恤民众，王阳明便对他们许下“自当为尔等申诸上司，悉行蠲免”的承诺。之后他立即向江西布政使司写了《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疏，申请免除一切不合理的负担。这份奏疏得到了上级批准，为庐陵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到任伊始，王阳明还遇到另一件异常棘手的事情——庐陵发生了瘟疫。当时的瘟疫情况十分严重。《庐陵县公移》记载 ：“况有旱灾相仍，疾疫大作，比巷连村，多至阖门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顾疗。”意思是，瘟疫发生时旱灾也很严重，两者负面效应叠加，甚至出现“至有骨肉不相顾疗者。汤药 粥不继，多饥饿以死”的现象。缺乏认知的民众担心感染瘟疫，恐慌到连自己的至亲染病也都弃之不顾，以至于很多病人因无人照护而被饿死。庐陵的疾疫对于第一次执政的王阳明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然而他临危不惧，首先向全县民众发出告谕，在劝谕中倡导民众“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劝导父老子弟们顾念亲情，不要抛弃染疫亲人，鼓励乡邻守望相助，携手抗疫。同时，王阳明还向民众开出三剂“抗疫药方”，以科学防治疾病：一是“洒扫尔室宇”，清理整顿环境卫生，保持干净整洁，以防止感染扩散 ；二是“具尔汤药，时尔 粥”，对于没钱治病的患者，由官府出钱承担药费，兜底解决医治问题 ；三是“病者宜求医药，不得听信邪术……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王阳明极力反对“巫术治疫”，强调要科学医治，也极力反对“大会宾客”，避免人员聚集造成交叉感染。虽然王阳明庐陵抗疫已是500多年前的经验，却与今天我们在防控疫情中所强调的“科学防治”“少出门、不聚会”等科学防控思想有相通之处。王阳明治理疫情的经历，也体现出他以民为本、亲民爱民的执政理念，以及高超娴熟的社会治理能力。 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王阳明在庐陵担任县令近七个月之际，接到了进京述职的命令。临行前，他发布第十一份告谕，与庐陵父老乡民作别。他在告谕中自谦到，因为自己多病，未能为庐陵百姓兴利去弊，深感自责。同时不忘叮嘱教导庐陵乡民“训诫子弟，息忿罢争，讲信修睦”，始终以“务为善良，使人爱乐”为追求，不要成为“下取怨恶于乡里，上招刑戮于有司”的凶顽之徒，并且希望庐陵乡民能讲求礼让，以和为贵，对得起庐陵文献名邦的美誉。王阳明在庐陵执政的时间虽然只有六个多月，可这十六份告谕足见其勤政爱民。尽管王阳明后来再也没有回到庐陵继续担任知县，但他以民为本、亲民爱民、为民解困、纾解民生，已然赢得了庐陵乡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其好友湛若水也评价称“卧治六月而百务具理”。即是说王阳明虽然体弱多病，但在其治理庐陵六个月后，当地混乱的县政变得井井有条，由此可见其用心、用功。 不管是在知县的位置，还是在巡抚的位置，王阳明在解决社会问题时，从来不是用官员的刑威来压制百姓，而是以真诚教化，视民意、民生为天理，心无旁骛，亲民爱民，不计个人得失，勇于担当，引导民众从“心”出发、从“善”出发，从而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实现大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