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文录一·书一·寄闻人邦英邦正》

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若是原无求为圣贤之志，虽不业举，日谈道德，亦只成就得务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夺志”之说也。

不患功之不成，唯患志之不坚 闻人邦英、邦正是王阳明姑母的两个儿子，即王阳明的表弟。正德十三年，王阳明于江西平定匪乱期间，邦英、邦正曾多次致信王阳明论学问道，《寄闻人邦英邦正》即王阳明为他们答疑解惑的回信。 据本文可知，邦英、邦正在来信中向王阳明诉说了关于圣学与举业的困惑，他们一心专注于圣学，认为准备科考对圣学有所耽误，因而陷入两难。这就不得不说到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自隋朝创立以来，一直发挥着为我国封建统治阶层选拔官员的重要作用。明朝时期，该制度走向鼎盛的同时也暴露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在封建专制政治体系不断强化的明朝，科举考试与程朱理学融合后逐渐呈现僵化、程式化和功利化的趋向。这一趋势具体表现在读书人参加科考的动机和目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多数参加应试的学子已不再抱有治国安邦、造福百姓、成圣成贤的远大理想，而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这样的变化使得许多儒家学者开始反对参加科考，甚至有部分学者认为举业有碍于追求和实现儒家“学为圣贤”的终极理想。但在王阳明看来，圣学与举业并非对立关系，相反两者是并存、统一的，只要读书人时刻谨记自己学为圣贤的理想，圣学功夫就不会因为参加科举而耽误。 关于科考，王阳明曾在《寄诸用明书》里劝阻诸阶、诸阳两位侄子过早参加科考，认为侄子们尚且年少，应专注于修身养性、厚积薄发 ；而面对家境较为贫寒且需赡养年迈父母的两位表弟——邦英、邦正，王阳明则认为，追求圣学的前提必须要保障生活，希望他们积极参加科考。在王阳明看来，圣学与举业并不冲突，只要圣贤之志坚定，准备科举考试，并不会耽误学圣成贤，所谓“不患妨功，惟患夺志”。因此，王阳明教导邦英、邦正 ：“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只要能够坚守志向，不因俗世中的利益得失起心动念，即便潜心准备科考也不会妨碍修习圣贤的学问。相反，如果心中根本就没有成为圣贤的志向，就算不参加科举考试，终日读书论道，也只不过是夸夸其谈，不能真正领悟圣人所说的道理。而在此之前，王阳明就曾提出过这一主张。正德三年，谪居龙场的王阳明在其《重刊文章轨范序》一文中提出 ：“举业之可以达于伊傅周召矣。”即举业可以让人成为像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圣贤。王阳明这一观点的提出，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举业不会妨碍成圣之学，且志于圣人之道的学子其实早在举业之前就已经明晓自己未来的志向，举业只是在实现理想过程中的一个经历而已 ；另一方面是因为王阳明将举业视为通往圣贤之道、尧舜之志的一种有效途径，他清晰地认识到，举业对于士子来说，是实现个人理想和人生价值的重要路径。 因此，面对表弟的彷徨，王阳明引用北宋理学家程颐的话 ：“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旨在告诉表弟参加科举考试对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妨碍，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避免将科考成功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相反在追名逐利中反而会消磨掉原本崇高的志向。当代新儒家学派学者杜维明在接受采访时也曾引用“不患妨功，惟患夺志”来教导学子。杜维明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英文、考试、实习等技能的学习上，但于年轻人而言，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让自己的志向被商业社会的浮躁浪潮所裹挟。在学校读书时会面临很多妥协，毕业后受挫更是在所难免，只要能够保证志向不被剥夺，理想没有完全泯灭，即便身处滚滚红尘的名利场中，也仍会逆流而上，实现“自作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