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语录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 ；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 ；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 ；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

知行合一，即知即行 顾东桥，名璘，字华玉，号东桥，是王阳明交往甚密的友人。《答顾东桥书》写于王阳明晚年居越讲学期间。嘉靖元年（1522年），王阳明因父亲王华病逝回乡守制，随后在绍兴居住六年之久。这期间王阳明因无军务之繁、政事之杂，得以大量讲学，宣扬其日臻成熟的“知行合一”“心即理”以及“致良知”思想。然而，这些思想在当时并不为大多数传统儒士所理解，王阳明的友人顾东桥就常在观点见解上与他产生分歧，甚至质疑其学说，两人就此进行切磋论辩，从而有了这部论辩集。《答顾东桥书》全文共计一万余字，节选文章为其中第七则，是王阳明关于“学”“行”之间的论辩。 ⊙ 知行本一 知行本来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论发端最早是因解释《大学》与朱子有异。朱子以《大学》作为学问的建构之首，对于求知的功夫看得极重，提出“先知后行”，而王阳明早年依朱子所示法门庭前格竹，却未能有所得。后在龙场驿两年，劳苦患难，九死一生，切实体验，才体悟出“知行合一”之道。虽然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可时人常有误解，依旧把“知”与“行”分作两件事。 顾东桥认为如果“知”即“行”、“行”即“知”，那么只要做“知”的功夫，“行”也就一并达到了，自然就会忽略对事物的体察。这种误解，使得顾东桥在信中仍然以《礼记·中庸》为依据，提出质疑 ：如果没有“学、问、思、辨”的“知”，怎么可能有“笃行”的“行”？难道未及“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就都不算“真知”？这在王阳明看来，顾东桥这种观点依然还是受到“先知后行”思想的影响，未能脱离学、行支离之弊。而王阳明所提倡的“知”与“行”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本来就是一体的，真知必行，浅知必有浅行，伪知必有伪行，不行还不足以称之为“知”，因为其根本就是未知、无知。再者，针对顾东桥提出的“学、问、思、辨、行”，王阳明反复比拟论证，如学射箭必定要张弓搭箭，将弦拉满才能命中靶心 ；学书法必定要铺开纸张，执笔蘸墨才能一笔一画书就，所以没有“行”就不可言“学”。“学、问、思、辨、行”的提法，并不是先有“学问思辨”之后才有“行”，它们本就没有先后关系，实际上每个阶段都是学行并进的。王阳明还引用理学程颢“只穷理便尽性至命”以佐证自己的观点，认为理学所谓“穷理”“尽性”“至命”三件事其实是并举的，并无先后次序，不要将“学、问、思、辨”四个“穷理”功夫只看作“知”，天底下哪有不行就能够学的，如果学是自学、行是自行，那么落到最后可能学也不知是学个什么，行也不知是行个什么，导致“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因此，“学行合一”也就是“知行合一”。 ⊙ 真知即行 “知行合一”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将“知”看得很容易，误以为道理已经知道，只是没有行出来而已。就比如说，很多人自认为爱国，但他的言行举止却与爱国相反，王阳明以为这便是知而不行，其实这根本就是不知。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内心与行为绝不会是两派作风。因此王阳明强调“知”必须要在“行”中体现出来，否则似是而非，欲盖弥彰，行不出来，就是没有达到“真知”的程度，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陈九川录》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属官，久听先生之学，认为“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 ：“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意指为官之学问不可脱离“簿书讼狱”之类的政治实践，“知”蕴藏于“簿书讼狱”之“行”中。关于知而不行，或是重知不重行的现象，清代思想家颜元也批评道 ：“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也。”他抨击很多腐儒平时不干实事，一天到晚空谈心性，可空谈不足以成事，所以在大难临头之际只能自杀殉国。选择这样的方式以成就自己，实在可笑。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学习与实际生活相脱离之人，本质上就是浅知浅行，乃至偏知偏行，甚至盲知盲行。由此可见真知真行绝非易事，想要成就一件事或是一个理念，必须知行并重。 所以对于“真知真行”的功夫，王阳明谈道：“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如果在行动的时候，不能“精察明觉”，这种“冥行”不过是糊里糊涂的行动，就像只学习却不进行深入思考必然导致迷茫，以及学了很多知识和理论却没有内化于心，不将知识转化为仁爱、智慧、力量，缺乏行动，这样的“知”也只是一种妄想，变成“口耳之学”，听过之后不留痕迹。因此，“真知真行”需要人不断以学习或反思等方式提高自我认知、提升个人修养及品行，用以指导行为与实践。 ⊙ “知”为良知 王阳明所言“知行合一”之“知”，是以“此心”体“万物”。这体现了王阳明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继承。他认为 ：“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 ；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 ；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王阳明认为，如果承认“心”是主宰，那么对事物的认知，便是一种“良知”。对于“良知”之说，最早源自孟子。王阳明在继承孟子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强调“良知”是每个人的“心之本体”，它本身就是知晓善恶的，就像是每个人外在言行举止的内在监督者，因此“良知”是一种内心指引。而“知行合一”，不管是“知”还是“行”，都需要“一念发动”，“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这个“一念”在心产生、由心催动，也就是“良知”本体。因此，除去阻隔“知”与“行”的内心私欲，恢复人心中被泯灭的本体，就是在发掘内心的“良知”。这种依循“良知”而“行”，也就是“致”的“功夫”。致良知本身就是真知行，只空谈“良知”而无“致”的功夫，就会落入空洞的理学说教。通过“知行合一”练就“致”，就是将“良知”告诉人们的东西显现出来。只有把“知行合一”中的“知”领会为“良知”，将“致”与“良知”融为一体，才能成就圣贤功业。因此，王阳明才会强调，“圣学只一个功夫”。这个“功夫”，就是“致良知”。通过“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德意义也才能有效地彰显。 事实上，自从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学说，就饱受同时代和后世学者的质疑。可他从龙场开始，反复和学人们讨论、传播“知行合一”的观点，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倡导“知行合一”来扭转当时官场和社会空谈学术、忽视实践的不良风气。正如受王阳明“心学”影响颇深的政治家徐阶评价王阳明所说 ：“自致其良知，卓然践之以身。”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要想实现知行合一，一定要秉承“躬身入局”的精神，而非走马观花、纸上谈兵、置身事外。这才是知行合一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