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语录二·传习录中·教约》

凡习礼歌诗之类，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

立德树人，德育为先 《教约》是《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的延伸之作，二者也被合称为《社学教条》。在提出儿童教育应“顺导性情”的主张后，王阳明对蒙学的教学方式做出了具体规定，于是颁发《教约》晓谕社学教师。 在儿童教习引导上，王阳明继承儒学“德育”思想，提倡以德为先。因此他于《教约》中规定教习次序为：“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将道德教育摆在儿童教育的第一位，其次才是记诵辞章。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提倡通过“礼”与“仁”的道德教育去感化孩童，使他们心地良善、无奸邪之心，这在孔子看来是最根本的教化方法。孔子曾在《大戴礼记·保傅》中强调 ：“少成若天性，习贯9之为常。”习性一旦养成就很难改变。因此，早期的道德教育对后天品质的培养至关重要。童蒙时期若不以道德规范其言行举止，长大后的积习就很难改了。 王阳明倡导教育的第一要务为“明人伦”。所谓“明人伦”，即教育儿童明白人伦秩序、长幼之别，揭示接人待物、为人处世的道理，继而培养孩子优良的品性。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王阳明强调：“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辞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在王阳明看来，“明人伦”不是纯粹的知识教育，人伦本身就是人的本性良知，即便是儿童，从小也知道要孝顺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兄长。人伦不是封建礼教，而是激发孩子本性中的善。所以在《教约》中，王阳明提出以“考德”来检验孩子的爱敬之心，要求老师在考核功课之前，先询问敬爱长辈有没有发自真心，这份真心会不会松懈 ；温凊定省的礼仪，有没有努力践行 ；言行举止，是否忠信笃实，不欺妄自己的内心。通过这些反省内求，让孩子检视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而修养自己，安于内心，做到“礼”与“敬”。 为倡明“德育”，王阳明要求社学设置以“歌诗”“习礼”“读书”为主的课程体系。他认为儿童天性喜爱游戏，教育应该顺应孩童天性，寓教于乐。“歌诗”即吟诵古诗，让孩子吟诵时感受诗歌抒发的情感和意象，体会诗人的喜怒哀乐 ；同时在押韵简短、节奏鲜明的诗歌中，获得听觉上的享受。“歌诗”一方面有利于宣泄郁结的情绪、陶冶情操，另一方面有利于激发孩童志趣。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在《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中也谈道 ：“要培养孩子纯正的文学趣味，就要从读诗开始。”声情并茂的诗教，使学习变得生动有趣，符合孩子活泼好动的性情，有利于加深他们对诗文的理解与体会。“习礼”即以礼育人。《礼记》中说 ：“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一个人如果不知礼，则无以立身。实施礼仪教育可以激励与唤醒内心的道德感。同样，王阳明认为“习礼”对外能使孩子们仪表威严、优雅从容，对内则能唤醒内心的良知，培养君子气度，涵养灵性。同时，在王阳明看来，“读书”不仅有助知识智力的增长，还能提高道德认知。无论是“歌诗”“习礼”还是“读书”，德育始终是王阳明童蒙教育的核心，智育亦为德育的手段。 除此之外，王阳明也很注重教学的循序渐进和量其资禀。他向教师强调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意思是说传授知识并不在于多，而在于精熟，同时要考虑儿童的接受能力，所教内容如果过多过难，就会使儿童觉得学习是一种痛苦，从而产生畏难厌学的情绪，若让其游刃有余，则更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所以王阳明指出教学要“随人分限所及”，量力施教。《朱子语类》中也曾提道：“读书，小作课程，大施功力。如会读得二百字，只读得一百字，却于百字中猛施工夫，理会子细，读诵教熟。如此，不会记性人自记得，无识性人亦理会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无益耳。”可以看出，朱子和王阳明在教学上皆有共识，认为老师在教学实践中也不可“贪多求速”。再者，每个人的天资不一，有的天资聪颖，学习不费力气 ；而有的稍显愚钝，学习要耗费大量的工夫。“量其资禀”“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观念，就是要因材施教、目标适度。 王阳明提倡的“歌诗”“习礼”“读书”德育教学，实质就是现代教育“德”“智”“体”“美”的结合，以“明人伦”为目标，培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品质，使孩子开化通达，涵养身心。这一“德育”思想，是对彼时明朝教育弊端的纠偏，指出了当时的教育误区，也指明了童蒙教育的路径。时至今日，其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高明之处，依然可为现代儿童教育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