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语录二·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儿童教育应因势利导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简称《训蒙大意》，是王阳明任南赣巡抚时兴立社学颁布的文告。明代初期，朱元璋鼓励民间兴办社学，推动了南赣地区社学的快速发展，但随着连年动乱，社学环境遭到破坏。向来看重民风教化、童蒙教育的王阳明在平定南赣动乱后，订立乡约，兴办社学 , 颁发告谕，以化民风、兴教育。其中，在《训蒙大意》中，王阳明认为儿童教育应以歌诗、习礼、读书等为突破口，顺应孩童天性，因势利导，激发其学习兴趣，启蒙智慧。这一思想对当今的儿童教育仍有重要影响，因此 ,《训蒙大意》又被后世称为“儿童教育圣经”。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是《训蒙大意》开篇之句。“明人伦”是孟子总结战国之前的教育提出的教学思想。尧舜时期，后稷教会人们种植谷物庄稼，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 ；之后契担任司徒，教授人伦的道理，以区别于禽兽。因此，孟子将之总结为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王阳明生活的时期，明代国势由盛而衰，程朱理学严重僵化，世人皆以科举入仕为第一要务，童蒙教育以“记诵辞章”为主要内容，施教方法机械，严厉苛刻，背离儿童天性，形成了重功利、轻修养的不良社会风气。王阳明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重视“明人伦”之教，便于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当时童蒙教育的弊端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 ；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 ；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对此，王阳明认为“后世记诵辞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并提出“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的教育理念，力倡以道德教化为先务。 同时，王阳明开出了“顺导性情”的良方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抚时兴立社学颁布的文告。明代初期，朱元璋鼓励民间兴办社学，推动了南赣地区社学的快速发展，但随着连年动乱，社学环境遭到破坏。向来看重民风教化、童蒙教育的王阳明在平定南赣动乱后，订立乡约，兴办社学 , 颁发告谕，以化民风、兴教育。其中，在《训蒙大意》中，王阳明认为儿童教育应以歌诗、习礼、读书等为突破口，顺应孩童天性，因势利导，激发其学习兴趣，启蒙智慧。这一思想对当今的儿童教育仍有重要影响，因此 ,《训蒙大意》又被后世称为“儿童教育圣经”。“古之教者，教以人伦”是《训蒙大意》开篇之句。“明人伦”是孟子总结战国之前的教育提出的教学思想。尧舜时期，后稷教会人们种植谷物庄稼，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 ；之后契担任司徒，教授人伦的道理，以区别于禽兽。因此，孟子将之总结为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王阳明生活的时期，明代国势由盛而衰，程朱理学严重僵化，世人皆以科举入仕为第一要务，童蒙教育以“记诵辞章”为主要内容，施教方法机械，严厉苛刻，背离儿童天性，形成了重功利、轻修养的不良社会风气。王阳明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重视“明人伦”之教，便于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当时童蒙教育的弊端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 ；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 ；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对此，王阳明认为“后世记诵辞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并提出“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的教育理念，力倡以道德教化为先务。同时，王阳明开出了“顺导性情”的良方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他认为，儿童的性情近乎天然，喜欢自由舒畅，讨厌约束，就像是萌芽时期的草木，如果顺应天性，自然会茁壮成长，反之则会枯萎。正如唐代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一文中所揭示的道理 ：“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郭橐驼种树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懂得“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尊重树木生长的自然规律，树木自然就根深叶茂。为此，王阳明提出“六艺”调心的教学手段，即通过“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的方式对儿童循循善诱。“诱之歌诗”是通过引导儿童唱歌咏诗激发他们内心的志趣和情感，让儿童在音律中倾吐出内心郁结，令其精神宣畅，心志畅达。“导之习礼”是通过学习礼仪动作，让孩子活动血脉，锻炼筋骨，同时激发文化认同感。“讽之读书”是提倡智育，即教导孩子读书，不仅为了知识的增长，更是为了让他们在学习钻研中修身养性。 王阳明所倡的“顺导性情”的教育理念，就是要求教育者制订合理的教育方案，遵循儿童的成长规律，尊重儿童天性，不拔苗助长，不过度干预，给孩子充分、自由的成长空间，使孩子体会到鼓舞和喜悦，在轻松快乐的环境中找到学习乐趣，解放天性，从而得到全面发展。其核心在于在儿童的志向上因势利导，调和内心，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受拘束，使其行为举止在不知不觉中符合规范、合乎礼义，内心渐渐达到中正平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教育理念的提出比卢梭的《爱弥儿》早200多年，也比近现代教育先驱夸美纽斯早100多年。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阻碍，中西方教育交融碰撞，皆有共通之处。卢梭的自然主义思想以热爱儿童和尊重儿童天性为基本原则，根据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实施教育，提倡启发式教学，运用直观性教学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而夸美纽斯、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等人的“园丁说”理论，将儿童比作种子或花木，认为儿童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自然规律，有一个由内向外表达的过程，教育者应当研究儿童成长的特点和规律，研究儿童成长的环境，如同园丁应当研究种子和土壤一样。可见中西方在儿童教育方面一致认为，儿童教育要适应孩童的天性，给予儿童自由成长的空间，尊重儿童自身的发展，重视儿童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这不仅足以体现王阳明教育思想的先进性，也体现了我国古代圣贤名哲深刻的智慧和远见。这一重要思想，对当今加强和深化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负担、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