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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罗整庵少宰书[1]

正德十五年庚辰

原文:
注释

某顿首[2]启 :昨承教[3]及《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

来教云 :“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所见而遂以为极则[4]也。”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5]之者有矣,诟訾[6]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晓谕[7],恻然惟恐不及救正[8]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9]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

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10],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 ;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 :有讲之以身心者 ;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12]者也 ;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14]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15],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 ;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来教谓 :“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16]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诚然诚然。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 ;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 ;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 :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17] 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18]。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 ;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 ;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 ;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 :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 ;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 ;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 ;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 ;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 ;诚者,诚此也 ;致者,致此也 ;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19]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20]之,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 ;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 ;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21]于支条节目之详也 ;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22],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23]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25]。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26]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27]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28]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 :“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31],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32],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33],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 ;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 ;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 ;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 ;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35]。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执事所以教,反覆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故今不敢缕缕以滋琐屑之渎[36]。然鄙说非面陈口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嗟乎!执事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可谓恳到详切矣!人之爱我,宁有如执事者乎?仆虽甚愚下,宁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然而姑以听受云者,正不敢有负于深爱,亦思有以报之耳。秋尽东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

出处:

《卷二·语录二·答罗整庵少宰书》

解析:

罗整庵,名钦顺,少宰是其官职名称,即吏部侍郎[37]。从年龄上来说,罗钦顺比王阳明大7岁;从入仕时间来看,罗钦顺早在弘治六年(1493年)即以殿试探花的身份中举,而王阳明直至弘治十二年才正式步入官场。所以,对于这位学问和仕途上的前辈,王阳明是发自内心的钦佩。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之始,王阳明便表达了对他的尊敬,一句“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充分体现了王阳明善于倾听前辈儒者谆谆教诲的谦虚姿态。又据学者王亦白考证,此篇《答罗整庵少宰书》虽为书信,但是全篇一字未改,绝不是一蹴而就或随手写下的,而是王阳明在先有草稿的情况下,再恭手用心誊写的潜心之作。 罗钦顺早年的经历与王阳明类似,也曾一度出入禅学,后来才转向理学,开始研究朱子“格物致知”之说。作为理学家,他对程朱理学的思想也并非无差别接受,而是采取扬弃的态度,认为“理气为一物”,不赞成朱熹的“理气二分”论。但对于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罗钦顺的态度则是完全批判,认为陆王心学的内核仍是禅学。他在著作《困知记》中直指“象山阳明避其名,而阴用其实也”。这也导致王阳明与罗钦顺两人,虽然从私人情谊上可说是同朝为官的好友,在学术论点上却是针锋相对、分歧较大的矛盾两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辩论作即为此篇《答罗整庵少宰书》。 正德十五年,罗钦顺告假返乡休养,听闻王阳明将沿着赣江前往赣州,便提前写下《与王阳明书》,在王阳明经过泰和县时交付于他。由于王阳明行路匆忙,二人的交谈未能尽兴,所以第二天清晨,王阳明趁着乘船间隙写下《答罗整庵少宰书》以回复罗钦顺的来信。关于罗钦顺写《与王阳明书》与王阳明进行论辩的缘由,还需追溯至《朱子晚年定论》及《大学古本》两部著作的刊刻发行。早在正德十年八月,王阳明就完成了《朱子晚年定论》的编写,他在书中节选朱熹晚年偏向心学思想的言论,暗示朱熹晚年时的思想观点已经与自己趋于一致。该书完成后王阳明并未立即刊刻,而是直至正德十三年,由于自己的学说始终得不到朱子学派的理解,朱子学者根本不愿深入探究阳明心学的内容,王阳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同意弟子将此书刊刻发行。同年,王阳明还在赣州正式刊刻了《大学古本》,撰写《大学古本序》,并对朱子《大学》新本的立场展开了全面批判。这两部著作一经刊刻便在朱子学派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部分朱子学者纷纷写文驳斥王阳明的论点,证明朱陆的主张并不相同,而一向与王阳明观点相悖的罗钦顺在过这两部著作后更是充满了疑问与不满,所以才会致信向王阳明“问难”。 罗钦顺是王阳明在世时对阳明心学批判最为尖锐的理学家之一,他与王阳明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是两人对“良知即天理”认知的差异。王阳明主张“天地万物一体”说,认为即使是草木瓦石也和人一样有“良知”,因为人见到鸟兽哀鸣也会心有不忍,这时人与鸟兽就是一体 ;人见到草木摧折,也会心生怜悯,此时人与草木又是一体。而罗钦顺却认为草木瓦石只能说是有自己蕴含的“理”,正如“天下万物各具其理”,但这些非生命体只有“理”而无“良知”,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良知”与“天理”等同。二是两人对“心为宇宙本原”认知的差异。罗钦顺的主张与朱熹一致,认为人应向外求理,到万事万物中去穷究其所具备的道理。而心是极其渺小的,不能称之为宇宙本原,更不能容纳大无边界的宇宙变化。反之,阳明心学最基本的主张就是“心即理”,王阳明所说的“心”不仅是罗钦顺所认为的身体器官,更代表着人的主观意识。且王阳明认为理性皆无内外之分,作为学者,不应强分内外造成研究“遗内”或“遗外”的弊病,须从“心”出发来统一内外。三是两人对“格物”的争论。罗钦顺坚持程朱主张,王阳明则将《大学》中的格、致、诚、正完全打通,主张“格物”就是“格心”,简而言之即“正念头”。 罗钦顺的思想观点虽然与王阳明有所差异,但是其愿与同时代学者积极论辩、理性探讨的学术精神却与王阳明是一致的。王阳明一生对与朱子学者的学术论辩都持积极态度,而从《困知记》附录的记载来看,罗钦顺一生也与包括王阳明在内的共二十余名学者展开过书面交流。二人对于推动明代学术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都是弥足珍贵的。嘉靖七年(1528年),罗钦顺又给王阳明写了第二封信,除了论述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外,还继续表达了与王阳明“格物”定义的不同意见。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王阳明还未收到此信便长眠于江西青龙铺的小舟中。若非如此,也许会顺势成就儒学史上的第二次“朱陆之辩”,留下更多佳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