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文录三·书三》

古时书信是学者们交流学术思想的重要沟通工具，借助问答的形式相互勉励切磋，或阐明思想，或发问求疑，或回应问题。嘉靖五年，王阳明围绕“知行合一”的争议，答复友人提出的四个问题，写下这篇《答友人问》。 众所周知，“知行合一”的提出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就连徐爱初闻时亦是错愕难解，更遑论深受程朱理学思维禁锢的学者。因此，王阳明通过《答友人问》释疑答惑，《答友人问》成为其书信问答的代表作。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中最具争议又晦涩难明之处，亦如本文所言“是先生论学最要紧处”。自古以来，中国思想家对知行问题有诸多论述。早在先秦时代，《尚书·商书·说命中》就提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尝试探讨知与行的关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提出“智，识词也，从白从亏从知”，此后“知”便与“智”相通，有了知道、认识、智慧之意 ；而“行，人之步趋也”，后引申为行履、践履等意思。战国时期，儒学经典《论语》将“学而时习之”列为开篇首句，把“学”与“习”定位在获得知识与实践行为的统一关系之上，保留着“知行合一”之意。到了宋朝时，由于朱熹主张“论先后，知为先 ；论轻重，行为重”的理论，加之陆九渊对“知行”之中应以“知”为重的申辩，“知行两端”正式被确立为官方传习标准。然而这种“偏安一隅”的治学想法，随着学术思想的固化也逐渐显现出弊端。正德三年，王阳明在主讲贵阳期间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此后18年间，他反复口授笔传，留下《答陆原静书》《答顾东桥书》《答魏师说》《门人黄直录》等文，详细阐述“知行合一”思想的深邃奥义。同样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在18年前后所讲、所述、所要呈现的内涵深意却有所差别。在今人看来，18年是养育一个人，使其从无到有并正式长大成人的时间跨度 ；而从王阳明一生的际遇来看，自龙场悟道起的这18年里，他走过了建立并完善“阳明心学”的历程。可以说，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始，一定程度上是针对自身心中苦恼而为的“困知勉行”。而后，在其多年的讲学与政事磨炼中，对“知行合一”的理解不断深入和完善。例如，在与徐爱论学时，他强调“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在《答顾东桥书》中，他主张“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而在《门人黄直录》中，王阳明甚至直接道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的惊人之语，将“知”和“行”的内涵扩充至“客体变化之于主体”和“主体行为之于客体”的哲学思想范畴 ；此外，王阳明还在同徐爱论学的过程中提出了“真知行”的观点，即将善的知行与一般的知行活动区分开来，为“致良知”思想的提出埋下了伏笔。可以说，此后的王阳明不再因挽救时弊而“困知勉行”，而是顺利走完了“学知利行”的思想之路。 而《答友人问》的问世，则标志着王阳明的学问已经进入脱凡入圣的“圣人”境界。文中，王阳明就“致良知”的最后一问，道出 ：“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 ；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天地之化育’，心体原是如此。”这也意味着，在王阳明思想纯熟之际，其“知行”终于找到了“良知”为“合一”的本体，不再漂泊于“朱陆同异”“知行二截”之类的争议中，回归到如孟子所言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的真知无处不在、真行无处不达的圣人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