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明代大儒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因王守仁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故称其学说为阳明学。王守仁继承宋代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提倡“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王守仁的主张为其学生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形成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著名流派——阳明学派。阳明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

代表人物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宁波余姚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其精通儒家、道家、佛教，且具非凡的军事才能和精深的文学艺术造诣。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

王守仁一生仕途坎坷，然治学不倦，成就卓著。他创立的“心学”思想体系，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破了“理学”的传统观念，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过重要影响，堪称学界巨擘。他的教育思想，敢于反对旧道学的禁锢，有着浓烈的创新精神。他不仅文韬武略，还是一位治世能臣。清代名士王士祯称赞他“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

王守仁才高学邃，在哲学上曾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命题，冲击了僵化的程朱理学，最终集“心学”之大成，开创了著名的“姚江学派”。其“心学”学说的思想本质是强调个性化的发展、个人意愿的尊重及个体创造力的调动，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阳明学说在海外、特别是对日本明治维新发生过作用，对现代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影响也很大。

时代背景

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正值明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危机、衰败的转变时期。从英宗到武宗的几十年间，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农民起义彼伏此起，规模越来越大，地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之中。

与此同时，王阳明生活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因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坏自然经济的时期，王阳明的家乡江浙一带尤为突出。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正是在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情况下逐步形成的。

思想渊源

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并无具体的师承关系，但从学术渊源上看是直接继承了孟轲和陆九渊思想的。正如《明史·本传》中所说的一样：“守仁言致知，出《大学》，良知出《孟子》。”王阳明学术思想理论基础的“致良知”学说，是把孟子的“良知”说拿过来而加以发挥的。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王阳明的这些话与孟子所说的如出一辙。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王阳明作出了别开生面的论断：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

“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觉者矣。”

王阳明的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人们破除片面迷信儒家经典，使思想有所解放，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与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说法可谓异曲同工，一脉相通。

在宋代诸儒中，王阳明最为推崇的是陆九渊。他说：“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一人。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说，虽亦未免沿袭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断非余子所及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五）实际上王阳明学术上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如“心即理”“发明本心”“求诸心”“学是去人欲，存天理”“六经皆吾心之记籍”等，都是从陆九渊那里来的。

王阳明继承和发展陆九渊的“心学”，以对抗程朱学派的“理学”，具有反教条、反传统的意义。他之所以一反“是朱非陆”的旧传统，并以巨大的勇气在《答徐成之》的信中宣称：“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而为陆九渊翻案，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的学术思想争取历史地位。所以，学术史上把陆九渊和王阳明合称为陆王学派是很有道理的，同时也说明了两者在学术渊源上的密切关系。

形成过程

程朱理学与佛老思想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十中指出：“先生（指王阳明）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王阳明自己也曾自述过：“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挠疲迩，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阙溺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朱子晚年定论序》）作为明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王阳明，开始学习时为了应付当时的科举考试，曾“泛滥于词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封建知识分子猎取功名的必由之路。

明朝建立后，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把尊经崇儒、遵奉程朱理学作为基本政策。早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御制大诰》中明确指出：“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诛”。这就把纲常道德和儒家经典确定为统一思想的武器和进行教育的“圣经宝典”。

陈鼎在《东林列传》中曾记述说：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后，“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光而大之，令儒臣辑《性理全书》，颁天下。”

在这种独尊儒术、推崇程朱的政治、学术气氛下，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墨守朱子旧说，无所发明，“此亦述朱，彼亦述朱”“格物穷理”“修心养性”的思想学说盛行于当时。青年时代的王阳明曾“遍求考亭（朱熹）遗书读之”就毫无奇怪了。他曾依朱熹“格物致知”之说，坐官署竹园中“取竹格之”，后由于格竹失败而致劳成疾。从此，王阳明由信奉朱熹之学，走向怀疑朱熹之学，成为后来他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契机。

当然，王阳明对佛教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如他说：“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在彼夷狄，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导愚顽；在我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王文成公全书》卷九）王阳明对当时学术界攻击其学说为“禅学”而深感不满。

“心学”的基本形成

由于明王朝面临深重的社会危机，王阳明深感统治思想界达二三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和佛老思想于世无补，因此，他开始对理学和理学教育进行检讨、反省、批判。他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

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僵化和教条化的批评、否定，目的在于重振儒家的伦理道德，使之落到道德实践的实处。所以他把“正人心”作为拯救危机的灵丹妙药。王阳明主张从“格心”入手，加强封建道德教化，唤起人们内在的天德良知，自觉地遵从封建的统治秩序和伦理纲常，从而达到消除明王朝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他曾写了题为《睡起偶成》的诗，曰：“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

王阳明对他的“致良知”的“格心”之术颇为自信。他认为自己的“心学”能够把昏睡中的人们唤醒。《明史·儒林列传序》曾记载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这说明王阳明适应了当时明代学术发展的需要，抛弃“即物穷理”的理学模式，创立了一种进行内心主观的直接反省的“心学”思潮。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力图把儒学加以刷新和改造。

阳明学的确立和传播

王阳明从34岁开始授徒讲学，直到去世，从事教育、学术活动凡二十多年。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不仅在中国影响很大，而且远播海外，弟子门人遍布各地。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日益失去控制人心的作用，王阳明的思想、学说逐步左右了思想界。王阳明将封建的伦理道德说教，改造得更为系统和完善，而且具有简易明白、通俗易懂的特点，便于传播和推行。这无疑为行将衰败、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提供了新的兴奋剂和麻醉剂。

阳明学派的形成自然与阳明学有密切联系。所谓阳明学派，实际是以王阳明为宗师和以阳明学为核心的思想流派。它是一个弟子遍天下，流传逾百年，体系庞杂，势力浩大，影响久远的思想、教育流派。

阳明学派的崛起也与王阳明个人的声望密切联系在一起。正如时人所说的：“王公才高学邃，兼资文武，近时名卿，鲜能及之……盖公功名昭揭，不可盖覆。”（《明儒学案》卷十八）

王阳明在政治、军事、学术、教育上的成功，为社会普遍承认，因此他成为明中期封建统治阶级的企望而实际又满足了这个愿望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典型代表人物。其弟子对宗师崇拜和爱戴，四处讲学，倾动朝野，风行天下，亦为明代空前未见，有力地促进了阳明学派的形成和确立，使阳明学成为一代之学，王阳明成为一代名师，并奠定了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