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何陋轩记》是明代王守仁（号阳明）作品，选自《王文成公全书》，这篇文章思想卓越，排除了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具有时代前瞻性，是一篇很出色的记文，很有借鉴意义。

原文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谪龙场。龙场，古夷蔡之外，于今为要绥，而习类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国往，将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处之旬月，安而乐之，求其所谓甚陋者而莫得。独其结题鸟言，山栖羝服，无轩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缛，然此犹淳庞质素之遗焉。盖古之时，法制未备，则有然矣，不得以为陋也。夫爱憎面背，乱白黝丹，浚奸穷黠，外良而中螫，诸夏盖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鲁掖，折旋矩矱，将无为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恶詈，直情率遂，则有矣。世徒以其言辞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谓然也。

始予至，无室以止，居于丛棘之间，则郁也。迁于东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阴以湿。龙场之民，老稚日来视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尝圃于丛棘之右，民谓予之乐之也，相与伐木阁之材，就其地为轩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列堂阶，辩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具。学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于是人之及吾轩者，若观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

嗟夫！诸夏之盛，其典章礼乐，历圣修而传之，夷不能有也，则谓之陋固宜。于后蔑道德而专法令，搜抉钩絷之术穷，而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浑朴尽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为欲居也欤？虽然，典章文物，则亦胡可以无讲！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诚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盖易。而予非其人也，记之以俟来者。

译文

从前孔子想要住在九夷（边远之地），大家都认为那里简陋。孔子说：“有德行的人居住在那里，有什么简陋的呢？”我因为有罪而被贬至龙场，龙场在古代是远离教化的荒蛮之地，如今也属于边远地区，正因如此还沿袭着过去的风俗习惯。人们都认为我来自京城，一定会嫌弃这里简陋，在此住不下去。然而我在这里住了一个来月后仍然很安心快乐，要找出人们所说的龙场简陋之处还真找不到。只是这里的人们文化水平不高，语言又比较难懂，他们居住在山林里，穿着羊皮做的衣服。没有华丽的车子，没有高大的房屋，也没有复杂而繁琐的礼节，但这些都是一种淳厚、质朴的古代遗风。这是因为古时候，（龙场的）还没有健全的礼法制度，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不能说是落后啊。那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深奸巨猾的人，外表善良而内心像毒蛇般狠毒的人，这样的人在中原地区比比皆是。假若是外表文质彬彬、穿戴整齐、一举一动都遵守规矩法度，难道就（代表这个人）不丑陋吗？龙场的人们却不会这样，他们想说就说，想骂就骂，性情直白率真，那就不是丑陋的人。世人只以他们的言辞行为低微来判断，就认为他们落后，我不这样认为。

我刚来的时候，没有房子可以居住，住在荆棘草丛之中，所以非常郁闷。搬到东峰，就着石洞而住下，却又阴暗潮湿。龙场的乡亲们，老老少少每天都来看望我，他们很高兴我不以此地为陋，与我日益亲近起来。我曾在丛棘的右边开园种菜，乡民们认为我喜欢那个地方，就相约去木阁山上砍伐木材，就着那块地搭建起一座轩房让我居住。于是我种上桧柏和竹子，又栽上芍药等花卉，砌好堂前的台阶，打理好室内的房间，（摆上）琴书和图册史书，讲学、诵读、游玩、消闲的条件大都具备了，前来游学的文人学士也渐渐聚集增多起来。于是到我住所来的人，就如同来到了四通八达的都市，而我也忘记了我是住在偏远的夷地。因此我给这所房子命名为“何陋”，以证孔子之言。

哎，中原地区文化发达，他们的典章礼乐，经过圣贤的修订而不断流传，这是夷地所不具备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夷地“陋”也算可以理解。可是后来，中原地区轻贱道德而专重法令，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来陷害他人，狡猾、阴险、奸诈，无所不用其极，淳厚朴实的风气消失殆尽。而夷地的人民就好比是还未经雕琢的璞玉、没有经过墨线量直和加工的原木，虽然粗朴固执，可是还有锤子斧头可以加工完善的地方，怎么能够认为他们鄙陋无知呢？这是不是就是孔子想要迁居到九夷之地的原因呢？虽然是这样，但是法令、礼乐、制度以及历代遗留下来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又怎么可以不加以宣讲呢？现在夷地的风俗，崇尚巫术而敬奉鬼神，轻慢礼仪而放任情感，不合中庸也不合礼节，所以最终还是不能免去鄙陋的之名，这正是因为不讲典章文物而造成的。然而这对他们浑厚朴实的本质并没有折损。如果真有君子住到这里来，开导教化他们大概很容易吧。但是我不是那种能担此重任的君子，因此写下这篇“记”，用以等待后来的人。

集评

（一）王阳明通过《何陋轩记》这篇文章点明了成圣的途径。赵平略主编的《王阳明散文选译》一书中曾提到：“龙场夷人‘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自然可以称之为‘陋’，但王阳明正是从其‘陋’处看到了他们的可贵，那就是夷人的‘真’。在王阳明看来，少数民族老百姓的这种真诚、直率的品格，正是修成圣人的基本条件。他们正如没有雕琢的美玉，没有斧凿的木材，给予必要的加工，就可以使他们成为美玉，成为栋梁之材。通过与贵州少数民族的接触，王阳明实际上已经找到了自己曾经苦苦寻求的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圣人。这正是阳明学说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先儒说‘格物致知’，王阳明曾苦苦格物，甚至格竹成病，但物理人情终究不能贯通，明白了物理，却并不等于就找到了成圣的途径。现在，王阳明从周围这些质朴的人身上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找到了成圣的途径。那就是首先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敢爱敢恨的‘直情率遂’的人。王阳明后来所说的‘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正是认为作圣人首先要回到这样的真人境界。这样王阳明先生就完成了他的成圣路线图。”

（二）阳明身处逆境，居夷则不忘儒者的责任，用自己的行为感染夷人，把龙场当作践行“良知”的教化之地。华建新在《王阳明谪居龙场散文名篇论析》一文中写道：“王阳明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开办‘龙冈书院’，以教化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还通过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来改变民风。‘予因而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列堂阶，辩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具。学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从此，‘千年龙冈漫有名’。游学者闻声成集，荒凉闭塞的龙场一改旧貌，成了贵州文明教化之地。‘于是人之及吾轩者，若观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龙场面貌的改观，实乃阳明与龙场夷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三）王路平在《王阳明“龙场悟道”之三时论》一文中提到：“阳明‘居夷’三年，龙场少数民族在食、住、行等方面给予他无私的援助，他们内心的朴实善良和嫉恶如仇的耿直性格，给阳明留下了深刻印象。龙场‘夷民’这种淳朴善良的民风，与朝中士大夫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恶习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因为龙场‘夷民’有如此‘淳庞质素’，所以如果对他们施以教化，‘其化之也盖易’。后来阳明回忆时提到，‘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大夫言，则纷纷同异，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见先入也。’中原士大夫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意见’、成见、思想观念，反而遮蔽了他们的良知，而黔中龙场乡民之心并无乱七八糟先入为主的‘意见’，反而容易教化，能得到心学真谛。”同时，他也认为：“阳明500年前的这一观点对于当时贵州少数民族群众解放思想，使之认识自己的力量，发扬人的主体精神，的确是起到了巨大的鼓动和催化作用。”

（四）尽管黔民装束原始、衣着简朴、言语难懂、崇巫尚鬼、经济落后，但是品性却质朴无华。刘振宁在《王阳明视域中的贵州形象研究》一文中说：“对黔民敦厚朴实禀性的礼赞，是王阳明最费心力之处，其中尤以《何陋轩记》最为真切。他对黔民和身居汉地，所谓‘文明’诸夏民族的比照分析，可谓启人至深。而这样的界说和评判，也或多或少地蕴涵了作者的个人情感因素，或者说同作者在黔地龙场谪居期间的人生际遇不无关联。可以说，正是乡民伸手相助的仁义之心，挺身相救的正义之举，环聚守望的敦厚之情，极大地成为了王阳明安身立命的勇气，抵御凶险厄运的良策，消弭孤寂愤懑的方略以及悟道龙场的机缘。”

（五）王阳明一方面赞赏龙场少数民族“直情率遂”的品质，一方面也认为要通过教化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程载国在《王阳明诗文赏读》一书中提到：“在王阳明眼里，龙场当地人在语言、服饰、建筑、礼节等方面与中原地区的人有着明显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主要是生产水平低下造成的，中原地区古代时也是如此，算不上‘陋’。如果从人的性格与品质方面考察，华夏地区有很多表里不一、颠倒黑白、大奸若忠的小人，而龙场地区的老百姓反而率真直爽、纯朴无邪。但是，中原地区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管理体制也需要移植到龙场这样的蛮夷地带。虽然龙场的百姓崇尚巫术、任性违礼，但他们本质不坏，只要有君子加以调教，他们的开化程度也会大大提升。结合后来王阳明在龙冈书院、贵阳书院的讲学，我们可以断定，此时的王阳明已经下定决心要以一己之力改变当地文化教育落后的现状。所谓的‘以俟来者’，我们可以理解为‘更加完美的自我’。不久，阳明于此地提出‘心外无物’‘心即理’等哲学理论，实现‘龙场悟道’的根本性突破，果真成为‘更加完美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