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晚年所讲的“致良知”里面，至少包含了两个新的要素。第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天泉桥上四句教言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第二就是万物一体的思想在王阳明晚年良知学体系里面，所引起的一种变化，或者说对王阳明晚年思想体系的完善所发生的一个作用，居越以前是没有的。王阳明年谱里面讲，他晚年居越讲学，当然这个“越”是个小的“越”，不是大“越”，这个越专指越城，就是绍兴。说“环座而听者常三百人，先生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这说明他不是只单一的讲别的东西，也不是单一的讲良知，他是从《大学》的万物同体这个思想、宗旨，来让大家去求本性、致良知。本性当然就是本心。换句话说，他中年时期讲的本心思想，后期讲致良知的思想，到了晚年，都要通过“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来说明。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熟知的、一般所知道的致良知之外，他晚年很强调的一个讲学内容，就是万物同体。同体就是一体，因为程明道讲了两句话，一句话讲一体，一句话讲同体。

《大学》的文本中并没有讲同体或者一体，但是我们也知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亲民”两字在朱子学解释的《大学》三纲里面是“新民”。王阳明坚持“新”字应该做“亲”字。不仅他要把《大学》里面的“新”字做“亲”字来解释，而且还用“万物同体”的思想来解释《大学》三纲里面的“亲民”纲领。“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表示他在晚年讲这个思想差不多是最多的。当然他讲的时候，也把跟“本心”“良知”的学说加以结合。从年谱里面的这句话可以看到，王阳明讲的万物同体的思想，不是程明道讲的第二个、那个特别高远的宇宙意识体验境界；他直接关注的是指向博施济众、仁民爱物、“亲民”的这个社会实践。也就是程明道先生讲的第一个内容。如前文所言，南宋以后特别是明代诸子，在讲万物一体思想的时候，重点都放在这种宇宙意识的体验当中，但是王阳明对这个问题的发明、阐发，强调的重点是那个第一个意义：亲民的社会实践。这个可以说是王阳明对宋明理学关注强调的万物一体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种阐明。如果从整个宋明理学来看，不能不承认，王阳明在这一点上提出的重点的转移，其实是有重要意义的。不说别的，就是对王阳明思想本身也是有重大意义的。

王阳明论万物一体思想，第一个材料，就是嘉靖三年的《答顾东桥书》的最后一段《拔本塞源论》。王阳明“痛悼末学支离，深忧世风败乱”，要“力陈万物一体之旨”。这是最早论万物一体的文献记载。一般大家以前非常关注《答顾东桥书》前面关于格物的讨论，非常长。但是王阳明在此答书最后讲，我前面讲的都比较浅，不是根本；我现在才跟你讲最根本的思想，就是“拔本塞源”。在拔本塞源论中，他力陈万物一体的思想，话是这样说的：求圣人之心，我们做学问要了解圣人之心，那什么是圣人之心？圣人之心的内涵是什么？圣人之心的内涵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我们在前面的“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这句话中，就可以了解他实际上在讲万物同体的思想的时候，他也是用万物同体的思想，贯穿到对本性本心和良知的一种理解。这个思想在居越以前是没有的，这个思想首见于《拔本塞源论》。“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天下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本心都是和圣人一样的，后来因为“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本来人的感受性是可以通向所有的宇宙万物，但是现在被塞住了。所以他说：“圣人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圣人通过教化、教育，解除隔蔽，再启发大家回到你的本心。那个本心就是你的心体。“心体之同然”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是从这个方面来解释什么是心体，什么是本心。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这篇文章中，已经把程明道先生开创的同然、同体的思想，跟他的心学思想结合在了一起。万物一体不仅是圣人之心，而且是一切人的心体之同然。这样就重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界定什么是本心，什么是本性。这是他运用万物一体的观念，对心学做的进一步的阐发。以前是讲“心即理”，“心外无理”。这个理到底是什么？现在他把它集中表达出来，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在文章的最后，他说如果现在有人听到我现在的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忿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他说我讲的这些，应该是很能感动人的，听了之后，你的感动理应是一种“恻然而悲，戚然而痛”的状态，如果你本身有豪杰的资质，正有待于兴起，这时你听了我这个话，那你就肯定会成长为豪杰。这是对你的期望。在这里“恻然、戚然”这两个词，不是随便用的，实际上反映了王阳明在写《拔本塞源论》的时候那种精神状态，要表达的那种心情。所以才能够感动大家，必有“恻然、戚然”这样的体悟情绪，不可阻挡的鼓动你的胸怀，要当一个豪杰之士。

这一点，在第二个材料里面，我觉得证明得很清楚。这就是两年以后，在嘉靖五年他给他的学生聂文蔚写的书信，《答聂文蔚》第一书，在《传习录》的中卷。我刚才讲的“恻然而悲，戚然而痛”的那种心情，他不只是要表达万物一体的义理，他更表达这种情怀，这种感情。如果说在《答顾东桥书》的《拔本塞源论》里还不是那么特别清楚的话，那到了《答聂文蔚》这一书是最清楚的。在《年谱》里面也记载了钱德洪的话：“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什么情？是情，就是“诚爱恻怛之情”。这种情感使他在讲万物一体思想的时候，自己身心贯穿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而且对于别人、对读此书的人也能够发生强烈的感动。钱德洪还讲：“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日堕于禽兽夷狄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已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答聂文蔚》第一书这封信很长，其中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就我的身体感受来讲，什么是最痛苦的？就是面对生民遭受的痛苦。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大家都知道，他在江西开始讲良知是非之心，但这封书信里边讲的是非之心，是直接针对人面对生民的痛苦荼毒，你能不能有一种痛切的感受？这种感受就好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受到了刀子的切割一样。你若没有这种感觉感受，便是无是非之心。当然没有是非之心不能说就没有良知，但是良知被蒙蔽了，没有显现出来。“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人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然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然后他说，我“赖天之灵，偶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他从“生民之痛苦荼毒”讲起，最后还是“每念斯民之陷溺，为之戚然痛心”。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话里他所讲的这个良知也是以万物一体作为内涵，前面讲的本心、心体之同然也是以万物一体作为内涵的。我认为这个思想，在王阳明晚期的思想里，有一个转折的意义。其意义在于扩大了是非之心概念的意义。我们以前讲的是非之心，从孟子来讲，“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四心”里面，是非之心是专管明辨是非的。王阳明在49到50岁之间就讲：“是”你就知道它是“是”，“非”你就知道它是“非”，这是良知以前的意义。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把“恻然而悲，凄然而痛”，把生民的“痛苦荼毒，孰非疾痛于吾身，每念斯民”的这种状况，为之心痛，戚然痛心，叫做是非之心。其实这里讲的更多的是诚爱恻怛之心、恻隐之心，不是跟恻隐之心相分立的、单独的是非之心。如果在49到50岁时，王阳明讲的良知，是以狭义的是非之心为主，自从他提出万物一体的思想，这个是非之心的内涵改变了。如前面讲的，其实这个良知，就它的具体意义来讲，更多的是怵惕恻隐之心，并不是直接地像孟子意义上讲的是非之心。在这里如果说他仍然还用“是非之心”概念，这个含义已扩大，扩大到恻隐之心，他的重点已在恻隐之心，怵惕恻怛。所以王阳明的是非之心和他的良知的内涵，在这个时候，有所变化。这个万物一体，若要指向“亲民”的话，当然它最直接关联到的就是恻隐之心。所以恻隐之心在他晚年的良知观念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显然是万物一体思想提出来以后，在良知学本身的结构中造成的变化。他从程明道先生所讲的开始，以这个对吾身疾痛的感知作为基础，若“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也”，你如果不能感知你自己一身的疾痛，那你就是没有是非之心。所以，在此前他的良知是用是非之心来规定的；现在是用万物一体的这种感受性来规定，我们看他在这里具体解说的时候，这种感受性其实是属于“仁”“一体之仁”，所以更多的其实是“恻隐之心，仁之端”，而不是“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所以万物一体思想产生以后，他的良知，对是非之心的界定、理解，在说明上有了重要的变化。如果从价值观来说，王阳明心学的世界观、功夫论以外，这个天地万物一体、与物同体的思想，还突出表达了王阳明学说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他对生民苦难的一种迫切的悲悯情怀，拯救苦难的人民已经成为他内心的一种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陈来.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9,第41卷(2):45-49.（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