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弟子将其学术概括为“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的“三大要”。其中，“亲民”为王阳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既是其对心学的重要贡献，也是王阳明心学区别于程朱理学的重要特征，体现着王阳明一生的执政理念。

王阳明的亲民思想，本来是针对理学家程颐和朱熹将古本《大学》“在亲民”一语改为“在新民”而发的。程颐、朱熹将《大学》视为为学之“初阶”，作为一切学术的基础，而王阳明对朱学的质疑，正是从朱熹所注《大学》开始。

门人徐爱等人整理《传习录》时，首列王阳明的“亲民”之说。《大学》的开篇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徐爱问王阳明，程颐、朱熹都说，此处的“亲民”，当为“新民”。《大学》后文，有“作新民”之文，此为所据。先生以为当据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王阳明回答，程朱说“亲民”应为“新民”，实属望文生义。《大学》后文之“作新民”，和此处之“在亲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大学》后文所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皆是“亲”字之意。在他看来，程颐将《大学》的“亲民”改为“新民”，朱熹不仅沿用这一阐释，而且任意分割原文，杂以己意，实将人引入歧途。后来，徐爱经过反复切磋、反复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

王阳明通过徐爱等弟子及《传习录》，将自己的观点传播出去：一方面，所谓“亲民”，就是孟子“亲亲仁民”之意，“亲之”即“仁之”，“亲民”也就是“仁者爱人”。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大学》中的“明明德”，“安百姓”就是《大学》中的“亲民”。另一方面，所谓“亲民”，就是“爱民”、安百姓，就是关心百姓的生计疾苦。王阳明特别告诫徐爱：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如果只是“明明德”，那就停留在“老佛”的层面；既有“明明德”，又“亲民”，这才是孔子的主张。这是“圣人之道”和“佛老之教”的根本区别。

“亲民”还是“新民”，既是王学和朱学的学术分歧，也是他们执政理念的分歧。应该说，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都是既主张关心民众的物质生活即“养民”，也关心民众的思想教化即“教民”，但是，哪个处于第一位、哪个处于第二位，却关系到执政理念的不同。这也是先秦儒家和法家以及此后儒家学说中不同流派的重大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问题。王阳明及王学首先关心的是“物质”，是“养民”，故有“亲民”之说；程朱及朱学首先关心的是“精神”，是“教民”，故有“新民”之说。

所以，“亲民”二字一经提出，既是王阳明学术的重要命题，被黄绾列入王学“三大要”之一，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成为其一生的执政理念，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在亲民”，持续向其入仕的弟子们灌输，督促他们加以践行。

浙江绍兴知府南大吉，是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期间的弟子，曾向老师请教“为政之要”，王阳明回答：“政在亲民。”为政无他，只在“亲民”二字。南大吉大悟：“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当即将自己听政之堂取名为“亲民堂”，王阳明为此撰写“亲民堂记”，以示鼓励（《亲民堂记》）。弟子赵孟立为湖广辰州判官，行前问政于老师，王阳明还是两个字，“亲民”：“郡县之职，以亲民也。亲民之学不明，而天下无善治矣。”（《书赵孟立卷》）天下之不治，正是因为“亲民之学不明”。学生季本为广东揭阳县主簿，开诚心、布公道，立乡约以教民，王阳明大加赞扬：“足见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不卑小官，克勤细务，使为有司者皆能以是实心修举，下民焉有不被其泽，风俗焉有不归于厚者乎！”（《揭阳县主簿季本乡约呈》）

所以，在王学“三大要”中，“致良知”为体，“亲民”为用，体、用本为一事。“知行合一”的“知”既是对事物的认知，更是自我的“良知”；而且，“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与“致良知”一样，“知行合一”为的也是“亲民”。否则，无论是“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皆非“真知”。

参考文献：方志远.“亲民”：王学要义所在[N].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8日 14版（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