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五经臆说序》是王阳明为其撰写的《五经臆说》所作的序文，写于正德四年（1509年）十月，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期间。当时龙场环境恶劣、语言不通、文化滞后，王阳明身无长物，只能靠背诵默记《五经》内容慰藉内心的苦闷。通过默记，一边结合自己的领会，一边对《五经》原旨进行解读，并为《五经》写下注解，后来集成著作。序文以鱼与筌、醪与糟粕关系作比，阐述手段与目的、《五经》与其精神之间的深刻关系。

原文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

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则吾之为是，固又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而非诚旨于味者矣。呜呼！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

夫《说》凡四十六卷，经各十，而《礼》之说多缺，仅六卷云。

译文

捕到鱼之后就忘记了捕鱼的工具，酿罢酒之后就丢掉了酿酒的糟粕。在鱼和酒都还没有得到之时，认为筌和酒糟仅仅只是工具手段，那么最终鱼和酒都不会得到。《五经》兼具圣人的学问，对于研习《五经》的人来说，《五经》同读书人所追求的圣贤之道之间的关系，就像筌与鱼、糟粕与酒与鱼、糟粕与酒之间的关系。我曾责怪世间学者对待经典典籍的态度，就好像是以为鱼就生在筌里，酒糟就等同于醇酒。而把酒糟称之为醇酒，尚且还算接近，因为酒糟中可能还留存有未沥尽的残酒；但是想从筌里直接得到鱼（就一点根据都没有），筌与鱼本身就相去甚远。

龙场位于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之中，（我）无法随身携带书卷，整日坐在石洞里，默默记诵之前背诵过的《五经》。稍稍有一点心得之时，便对其进行注释注解。大概用了七个月时间，我把《五经》的要旨大略阐释了一遍，给其取名为《五经臆说》。这并不一定符合先贤的本意，只是表达一些我内心的一些想法，以此来抒发情怀、修养身心。所以我做的事，本就是专注于垂钓而不在意于是否有鱼，寄托兴致于酒曲之中而不在意它的味道。唉！如果有人阅读我的这些学说而不能领会我内心的想法，（就会）以为这些话就是筌与酒糟，只想从中直接求得鱼与酒，那么便会无所得。

这本集子一共有四十六卷，其中《经》各有十卷，而《礼》则有许多有欠缺失，只有六卷。

集评

1.郭长智在其《王学圣地话王学——贵阳王阳明文化》一书中认为：“《五经臆说》是‘龙场悟道’的重要成果。从‘玩易’开始而获得思想解放，通过对《五经》要旨的冷静思索，把程朱理学搬上理性的天平，重新加以权衡，并以抒‘胸臆之见’的形式，另立新说，从而成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转折点，成为一种新思想的重要发端。对程朱理学来讲，另立新说无异乎否定理学的‘一统天下’，这种‘异端曲说’具有宣战檄文的性质。对于王阳明学说的建立来讲，固然其思想体系还不可能在这一时期形成，但其基本观点在这一时期都已经有了，只不过当时还显得比较支离，往后‘学益精’则‘工夫益简易’，就不必再‘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了。值得注意的是，自汉唐以来，儒家始终跳不出‘以经解经’‘为经作注’的窠臼，总是在老路上蹒跚前行，不敢越雷池一步，被框进了一种僵死的模式，而《五经臆说》一反前辙，不是摘句以证圣贤如何正确，而是将自己的体验‘证诸《五经》’，坚信自己的领悟正确，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这是对‘经学’的一大变革，是对程朱理学的一种反动，同时也是新思潮的开拓。”

2.华建新在其书《王阳明散文研究》中指出，王阳明的《五经臆说》《龙场生问答》《教条示龙场诸生》等文是王阳明创建“知行合一”说最有力的证明。他认为：“从《五经臆说》中能找到‘龙场悟道’的思想轨迹。元即心体，心体明德，即‘心即理’理论的最初状态；修身立德，立政治民，即为‘知行合一’最初的理论状态；去其私，无不明，即为‘致良知’的最初理论状态。因此，可以说龙场悟道的‘道’，其思想理论体系的雏形在《五经臆说》中已包含。用王阳明自己的话说就是‘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不出此意，也就是说，王阳明龙场悟道的‘道’实质上已经具备了其‘良知说’的内涵，只是表述上没有‘点出’而已。《五经臆说》的根本意义在于跳出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思想框框，将学术与现实社会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尤其是同人的心体联系起来，独立地开创了思想新天地，破解了程朱理学僵化的学术体系，‘端本澄源’，开思想解放的先声。‘龙场悟道’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石破天惊的影响力，是王阳明对《大学》‘格物致知’说的重新解读，是对程朱理学‘天理观’的否定，标志着王阳明思想探索的根本性转型。关于王阳明的为学过程，其高足弟子钱德洪、王畿，王阳明的道友湛若水，明末清初王阳明的同邑大学者黄宗羲都有精辟的论述。”

3.李愚辰（韩国阳明学会情报理事，韩国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教授）在《关于王阳明<五经臆说>的研究》一文中指出：“王阳明的功夫论是建立在自我领悟的基础之上的，他的自我领会和‘为圣’有密切的关系。与此相同，龙场悟道也是从‘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的‘为圣问题’出发的，同时龙场悟道是经典注释学的领会。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曾说‘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由此可见他的龙场悟道不是想树立独到的思想体系而是发掘经典里的儒家之道。总体来说，《五经臆说》是想通过经典注释的方式来领悟‘圣人之道’的王阳明思想的结晶。”

4.王阳明谪居龙场期间，曾采掇自己对儒家经典之所思所悟而为《五经臆说》，序言曾说其写作宗旨为:“不必尽合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刘凤霞（山东青州人，贵州大学阳明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地域文化与文学。）在《王阳明对贵州少数民族影响及文化遗存论略》一文中认为：“从目前所存残篇‘十三条’看，与其说《五经臆说》是王阳明对“五经’的个性化阐释，毋宁说他是以‘五经’作为自己思想学说的注解。在王阳明看来，‘五经’乃圣人截道之器，如学者只加诵读而无创见，生吞活剥而不加践履，‘五经’也就最终会成为体悟圣贤之道的桎梏。此语可看作对朱熹‘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得前贤与诸家说，便得’等观点的反证。由此，也进一步表明王阳明从‘述朱’到‘诤朱’的心路历程。”

5.赵平略在《王阳明名言名篇赏析》一书中认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生成深受《易经》的影响，他指出：“正德三年被贬龙场驿后，王阳明依旧不断研习五经，但‘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五经臆说》一书后被烧毁，仅存钱德洪整理的十二条，其中有五条阐释《易》，从中可窥王阳明受《易》影响颇深。《五经臆说》的撰写是王阳明凭着记忆玩味研习而成，更多个人的创见，他自己也强调‘不必尽合于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