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邓凯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6/01

ISBN：9787552635959

书籍介绍

本书为《王阳明年谱》校注，以通行的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所收入的《王阳明年谱》为底本；又以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嘉靖四十四年周相序刻本为参校本，此本为世所罕见的孤本，自刊印后，未见有任何学者对此版本进行过深入的阅读和研究，故而学术界鲜有人知，更未曾引用，遑论全面的编校整理，参校本里面有不少散佚的阳明夫子史料和稀见语录，对目前学术界研究和全面深入多元了解夫子的思想很有必要；并结合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为读者提供一个学术性、普及性俱佳的研究与了解阳明生平的文本。

作者介绍

邓凯，生于湖南东安，博士，宁波财经学院阳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宁波市王阳明研究促进会理事。

目  录

• 刻阳明先生年谱引

• 刻阳明先生年谱序

• 阳明先生年谱考订序

• 阳明先生年谱上卷

• 阳明先生年谱中卷

• 阳明先生年谱下卷

• 阳明王公《年谱》跋

• …………

• （目录有所删减）
  

书籍试读

编定《年谱》的意义，钱德洪指出，阳明先生“身”明其道，而诸弟子“心”阐斯道，后世有志于阳明学者，通过《年谱》以知为道之“心身”。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序》（1563年5月）中，以“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为“万世圣学之宗”，展开“执中”与“四海”的论述，回顾圣学源流中阳明之学的重要地位，针对当时阳明后学对师说出现不同理解、发挥，甚至出现“淆言乱众”的情况，钱德洪为此深感忧虑，因此他作《年谱》的一个核心目的是“征师言”。可知《年谱》之作，本质上还是要落到对阳明先生良知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及结论等问题，作《年谱》为取“信”于人，包括信阳明其人，信弟子其传，信学阳明之次序。这些问题触及阳明学的关键领域。因此，钱德洪前后花了三四十年在《年谱》编纂上，他自述最早与薛尚谦（薛侃）谋划三十六年之久而未成。其后，同门弟子、后学日渐稀少，避免错过“征师言”的最佳时机，邹谦之（邹守益）极力催促钱德洪尽早完成《年谱》，于是在史恭甫（史际）的嘉义书院集中半年之时间精力，完稿约半。当时邹守益又不幸去世，钱德洪与胡汝茂（即胡松，助刻《年谱》）去奔丧。此后，钱德洪多次与罗达夫（罗念庵）书信往来讨论《年谱》编纂的各种问题、细节（详见两人之间十九封《论年谱书》），也得到罗念庵的大力支持，直到1563年正月，在怀玉书院成书。以校勘、考订、披阅、刊刻等各种方式参与钱德洪编定《阳明先生年谱》工作的阳明弟子、后学人数很多，包括薛中离（薛侃）、王汝中（王畿）、张叔谦（张元冲，号浮峰）、王新甫（王宗沐）、周静庵（周道通）、何善山（何廷仁）、黄洛村（黄宏纲）、欧阳南野（欧阳德）、陈大宾、黄国卿、王健等。

罗洪先作为阳明后学核心人物之一，协助钱德洪考订《年谱》，他在1563年所作的《阳明先生年谱考订序》中回顾了此事。据其自述，钱德洪曾将阳明先生46岁至51岁（1517—1522）在江西的行事托付给罗洪先编纂，认为他“直笔不阿”。钱德洪编定《年谱》过程中，多次给罗洪先寄去稿本以征求意见。而在整个《年谱》编订过程中，罗洪先自述“手自更正，凡八百数十条。其见闻可据者，删而书之，岁月有稽，务尽情实，微涉扬诩，不敢存一字”，他的用意在于“传信”二字。胡松在《刻阳明先生年谱序》中也提到罗洪先为《年谱》“删繁举要，润饰是正，而补其阙轶，信乎其文则省，其事则增矣，计为书七卷”，尽管现存《年谱》并未见有“七卷”，但结合钱德洪答罗洪先的《论年谱书》中所言“六卷已后，尚得证兄考订”之语，那么此《年谱》原本有“七卷”为实情。

与钱德洪有所不同的是，罗洪先认为《年谱》与阳明学的关系是“人与影”的关系，他提出“善学者竭才为上，解悟次之，听言为下”的观点，学习阳明学，“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谱》者固其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