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心”声：阳明学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许钧，辛红娟，费周瑛 编

出版时间：2022-10-01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8231084

书籍介绍

本书全面地梳理了阳明心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概览，掌握了阳明心学海外传播与研究的真实状况和新动向，拓宽了阳明心学海外传播研究的范围，弥补了国内学界在阳明心学海外英译传播研究上的匮乏。

作者介绍

辛红娟，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研究方向：典籍译介与传播、中西翻译理论。

费周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典籍译介与传播。

目录

上编 阳明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概览

1916年前西方文献中的王阳明（王英译）

域外阳明学的传播、展开与影响

王阳明研究在西方（倪超译）

《传习录》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研究

阳明学在西方的译介、思想与理论研究

西方王阳明思想译介与研究综述

中编阳明学在欧美的传播与影响

欧美的阳明学（华国学译）

欧美王阳明研究（1900-1950）（王英译）

阳明学在美国的发展与现状

成中英先生谈阳明学在北美

阳明学在美国的早期传播：论亨克对阳明学的译介与诠释

阳明学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

阳明学在俄罗斯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下的传播轨迹——从主观唯心主义到主观自然主义的认知流变

下编 阳明学经典《传习录》英译研究

《传习录》英译史与阳明学西传

王阳明《传习录》中的哲学术语英译研究

亨克《王阳明哲学》及其中文底本《阳明先生集要》考述

亨克及王阳明心学著作在英语世界的首译

“厚重翻译”观照下的亨克英译《传习录》探析

离散译者陈荣捷与《传习录》英译

比较哲学视阈下陈荣捷中国哲学典籍外译路径研究

陈荣捷《传习录》英译的转喻视角研究

典籍英译中的语用充实——以陈荣捷《传习录》（上）英译本为例

附录

西方阳明学研究英文文献总览

书籍试读

明清时期，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代表的传教士群体在给中国带来西方科技知识的同时，将目光转向中华文明的精神文化，通过翻译中华典籍如“四书”“五经”等将中国古老的智慧送往西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西方哲学、政治等领域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时代议题被明确提出，文化输出份额大幅提升，文化外译这一有别于传统翻译方向的行为也逐步走向前台。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先生指出，目前的新趋势是“从过去的‘翻译世界’转为在继续‘翻译世界’的同时，更加重视‘翻译中国’”。因此，在国家软实力与话语权日益受到重视的国际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维护国家形象成为翻译学界和传播学界的重大关切。

中国故事之“故事”并非指固定的体裁形式，而是对中华文化叙事方式的浪漫喻指，是中国人对历史的记忆，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与人文素养。讲好中国故事即讲好中国文化，讲好中国人民，讲好中国与世界的故事，在文化传播中夯实家国意识的深厚底蕴。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面对西方一贯的舆论攻势以及国内对外传播的劣势，“曾经‘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目标，在疫情常态化的社会化媒体场域中，逐渐变为‘向世界说明中国’，即以对外传播建构本土具有信服力的对外传播话语，消除化解疫情期间的谣言、误会和偏见”。讲好中国故事，就是通过“好”故事把中国之“道”展示出来，提升亲和力，矫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错位。

作为中国故事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资源，而典籍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许钧教授指出，“典籍外译是中华文化走出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应当秉承文化自觉与自信，把握好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在对中国思想、文化、文学进行深入与全面的研究与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推动中国历史中形成的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走出去’，使对外译介形成一种主流文化体系，形成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合力”。基于此，倡导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实现平等对话、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正当其时。

综观中国哲学发展史，以儒释道三家发展最盛，其中儒家思想影响甚广，后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再创高峰。阳明学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以其强大的活力和创造力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生力量。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是由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起来的儒家学说，其思想精髓在于，它既是一种认知哲学，还是一种生存哲学，更是一门实践哲学。在认知层面，阳明学强调“万事万物皆有心”，主张平等、客观地看待万事万物；作为生存哲学，阳明学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主张向内求小，倡导“为天地立心”；在实践层面，阳明学强调“知行合一”，主张格物致知，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合共生”的精神内核。

阳明先生在世之时，阳明学就已走出国门，率先走进东亚世界。相近的地理位置，相似的文化起源，使得日本和朝鲜半岛在传承吸收中国文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自主性强，主体意识也十分鲜明。就本土化程度而言，日本和朝鲜半岛充分借鉴阳明学中适合本国国情的思想，并加以适应性转化与发展，颇为成功地与其自身的各种社会思潮相融合，成为反对各自当时体制的一种精神武器，堪称阳明学他国化的典范。当下，中国阳明学、日本阳明学、朝鲜（韩国）阳明学三大学派鼎立之相已俨然形成，东亚阳明圈发展已颇具规模，共同推动着阳明学的研究、交流和传承。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阳明学直至20世纪初才开始系统进入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西方世界。虽然阳明学说形成之际，欧洲与中国已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学术的接触与交流，大批来华传教士开始向欧洲介绍、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传教士为了便利在华开展传教事业，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儒道学说寻求本土文化支持，《论语》《道德经》等因而成为译介的首选。阳明学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是“圣学”“心学”与“实学”的统一，有别于儒、佛、道之学，因此并未进入明末之际西方研究者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