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致良知”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陈琦 著

出版时间：2016-11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2173941

书籍介绍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从宋明理学；早年求索之路与哲学问题的萌发；心即理——心学立场的确立；知行合一——心学思想的展开等方面展开。

作者介绍

陈琦，女，博士，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副教授。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王学的前驱——总论宋明理学

第一节 宋明理学“质文统一”的新儒学文化建设任务

第二节 宋明理学的逻辑演变

第三节 王学产生的历史前提

第二章 早年求索之路与哲学问题的萌发

第一节 后世学者有关王阳明早年思想演化问题的观点考辨

第二节 “成圣何以可能”——哲学问题的萌发

第三章 心即理——心学立场的确立

第一节 后世学者有关王阳明中晚期思想演化问题的观点考辨

第二节 龙场悟道——“心即理”命题的提出

第三节 “心即理”的理论内涵

第四节 “心即理”思想的阐释

第四章 知行合一——心学思想的展开

第一节 “知行”概念范畴溯源

第二节 程朱理学的知行思想及其问题困境

第三节 知行合一说的内容及宗旨

第四节 知行合一的教法进展

第五节 知行合一说的展开——诚意格物说的提出

第六节 知行合一说的阐释

第五章 “致良知”——心学思想的完成

第一节 《学》《庸》首章 中表达的儒家哲学的内在逻辑

第二节 “致良知”思想的提出

第三节 《大学问》中表达的“致良知”思想的内在逻辑

第四节 “致良知”思想的阐释——三位一体性“致良知”本体观的建立

第六章 “四句教”——凸显“致良知”思想的“知性分析”环节

第一节 天泉证道与王门“四句教”

第二节 “四句教”的理论内涵

第三节 作为“致良知”“知性分析”环节的“四句教”思想

第四节 旧时代学者有关“四句教”思想的理解缺陷及理论得失

第七章 王阳明“致良知”本体观之评价与定位

第一节 凸显出了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基本发展脉络

第二节 为评价王门后学思想的理论得失提供依据

第三节 集中体现中国哲学本体观念的基本特征以及建构本体观念的生存论反思的立场和方法

书籍试读

一、宋明理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作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阳明哲学思想的产生，既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根源，同时也是作为儒家文化建构期的宋明理学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性结果。因此，在对王阳明哲学思想内容展开论述之前，本书首先要对促使宋明理学4产生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王阳明哲学产生之前的宋明理学自身逻辑发展的历史过程做出介绍和说明。

自唐中后期开始，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开始向后期进行转化。南北朝时期在土地制度上实行的均田制逐渐被瓦解和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在田主与佃农之间所实行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较为松弛的租佃制度。在这样的租佃制度的刺激下，私人土地占有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唐代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到了唐之后的北宋时期，无论是在农业上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方面，还是在手工业领域内的矿冶、陶瓷、造纸、印刷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方面，这一时期相比于历史上以往时期都有了很大进步。然而，在生产力获得了提高的同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北宋时期土地的买卖与兼并现象十分突出，而这样的买卖与兼并对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生产生活都构成了影响。就地主阶级这方面而言，原来通过荫蔽制享有大量土地的门阀地主逐渐被通过土地兼并而获得大量财富的庶族地主所取代，由此便导致了地主阶级内部门阀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所产生的权力结构的变迁。而在农民阶级方面，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虽然相对于历史上其他时期有所减轻，但是庶族地主们却可以通过土地买卖和兼并获得大量财富进而以契约和高利贷的形式来对农民阶级进行盘剥，大量农民在丧失土地乃至破产流亡，而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也因此日益加剧。“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宋史·食货志》）此外，北宋建立之初，中国境内存在着的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联合起来不断侵犯北宋边境，对农民予以劫掠侵犯，而北宋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边境安全，采取对外妥协退让的政策，每年给予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大量财物，而由此所引发的巨额财政负担，势必又转嫁到农民头上，这就使当时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北宋初年各地农民起义频发，而且，与以往朝代中农民起义多侧重于对自身人身安全保障方面的要求有所不同，北宋初年的农民起义将斗争的焦点转向了“等贵贱、均贫富”的财富平均的要求上，甚至直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封建土地制度本身。再加上北宋的建立虽然结束了残唐五代长期混乱分裂、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但是整个社会人心涣散、道德滑坡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扭转，儒家传统的纲常伦理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不仅如此，在儒家思想的外部，自隋唐以来传入中国且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的佛教思想也对儒家传统的纲常伦理构成了挑战。面对这一文化局面，当时的儒家学者对佛教展开了批判和抨击，认为佛教破坏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关系因而“坏乱破碎我圣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