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王学研究：以孙应鳌、李渭为中心

张小明

出版时间：2019-11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36982

书籍介绍

王阳明在黔时期（1508-1510）是明代思想史、哲学史，甚至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时期。他不仅在此开创和初步构建了心学思想体系，扭转了中晚明的学术方向，而且奠定的深厚心学基础，使贵州阳明文化得以发端。阳明离黔后直至明亡的一百多年时间，阳明的亲炙弟子、再传弟子，乃至私淑弟子们，他们继承与发展阳明学说，使贵州的学术发展形成了一个没从有的高潮，形成了“黔中王门”这一重要的地域性阳明后学派别，王阳明也被公认为“黔学之祖”。《黔中王学研究：以孙应鳌、李渭为中心/阳明学研究丛书》旨在研究王阳明龙场悟道、贵州传道讲学后所形成的“黔中王学”，把它放在中晚明哲学史大背景中，紧扣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的发展脉络展开考察。

作者介绍

张小明，1982年生，贵州思南人。南京大学中国哲学博士。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贵阳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贵州省阳明学会会员，贵阳市儒学会会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黔中王门大师李渭思想初探》《论“意”在阳明心学的特殊作用》等论文十余篇。

书籍目录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黔中王学的形成

第一节 王阳明龙场悟道

第二节 王阳明贵州传道时期思想

第三节 黔中王学的形成

第二章 心性学说

第一节 孙应鳌心性思想

第二节 李渭心性思想

第三节 “心即理”“致良知”

第三章 “诚意”与“毋意”

第一节 孙应鳌“诚意慎独”论

第二节 李渭“毋意”说

第四章 “知行合一”说

第一节 孙应鳌“知行合一”说

第二节 李渭“先行”说

第五章 易学思想

第一节 心学派易学思想渊源

第二节 易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六章 黔中王学与其他王门后学

第一节 黔中王学与泰州王学

第二节 黔中王门与江右王学

第三节 黔中王学与浙中王学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试读

李渭在承接、修正杨简、王畿“毋意”论以及阳明“诚意”与“知行合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先行”说，表明了儒学道德实践过程的不断深化。李渭“先行”论以行为先，以行为重，着力于“躬行”。李渭其人其学在相知者中主要是以“躬行”为特点而知名。如邹元标被贬都匀期间，与李渭往来论学，对之极其称道：“首访清平孙淮海、思南李同野。所至讲学必称两先生以示圣贤为必可学。”就在于他接受其“先行”精神，“予昔日之未以子躬行为是，今以先生躬行为正”。胡庐山为李渭《大儒治规》题“四儒治规”，并称：“黔中之学，李浞之为彻。”赞扬李渭对道德伦理、政治治理的外王精神的用心。罗近溪“与太守李同野渭游南岳……即发明良知实践之学，切切肫肫，务求真实”。良知为真切实有其理其体的德性，且一定是实践之学，而非空谈虚玄。明神宗根据其学说与性格特点赐联道：“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

我们刚刚在梳理宋明理学本体功夫系统时，说功夫有个体存在维度的德性功夫、社群存在维度的礼教功夫，以及在知行轻重关系上，“轻”与“重”在儒家为一价值范畴，指向心性和事功问题。笔者分析了李渭心性层面思想，现在提揭其事功，以表明他“先行”功夫的实践品格，外王精神。“先行”不仅是个体的德性实践功夫，也有社群存在维度的礼教与政治事功的实践功夫。

李渭“先行”事功实践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大儒治规》。萧重望说：“自先生出而黔人士始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矣。《先行录》，天德之抚也；《大儒治规》，王道之也。”他对两部著作评价极高，点明了《大儒治规》是其政治主张的著作，而且《先行录》之天德与《大儒治规》之王道，一定意义上就表明李渭学说心性与事功结合的特点。李渭《大儒治规》自序写道：“濂溪、明道二大儒治行，凡友朋之郡邑，各一帙赠焉。庐山先生益以象山、晦庵，题曰‘四儒治规’。渭回翔郡邑盖有廿载，绎二书有所得否，否亦不敢自猥葺，恐为四儒羞也。假掇孔子为治载在《鲁论》《大学》者，弁二书卷端，四儒布施，固孔子家法矣，为治者宜以此书宾之座右，可也。”其著作阐述的主要是儒家政治领域行为规范和施政的措施，并且希望为官员提供行政治理的范本。再一次说明李渭不仅在心性形上学有较深的造诣，而且也非常重视事功外王之学。焦竑为他做的《参知李公传》能表明其一生事功特点。他记载道：“（李渭）初令华阳，为锄奸弊，附流移，不得甘食息。知和州，兴学校，抑吏胥，岁省浮费数千金。邻县滞狱，待公而决。迁高州府同知，至则谒甘泉湛先生。修复书院，教授诸生，亹亹不倦。而以其间饬武事，为不虞备。西贼来攻，公率所部授甲置阵，为三覆以待，贼竟引去。时方里甲为均输，公剂其多寡，官为主办，放民归农，至今著为絮令。……建清远邑治，开驿，从峡中东山达英德，以通东粤，皆公本谋也。晋云南左参政，浚松溪水灌田万余顷。……参知公在所，有循良声。盖学以本政，政以征学，即谓渊、骞、冉、季，兼数器而有之。”这种传记固然难免有溢美之词，但也不能凭空捏造。从中可以看到他重教育，兴学校，修复书院，教导后学，教化民众；为官清廉，勤俭节约，严格以儒家之道要求自身，爱护治下百姓；政治能力强，推行有利于百姓的政治改革措施，积极支持一条鞭法，兴水利灌溉，修建驿站道路，裁减冗员，也能办案断狱讼，为民锄奸；甚至像王阳明一样懂军事，会兵法，能打仗，剿匪平乱，等等。李渭“渊骞冉季兼数器而有之”，为政与为学统一，为学依据、来源于政治活动的经验总结，而非凭空想象、静坐体悟；而为政活动以为学作为指导，多方面都体现了他心性与事功、内圣与外王兼备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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