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原著选读

龚晓康，邓国宏 主编

出版时间：2018-12-01

出版社：贵州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9110074

书籍介绍

本书针对中国哲学的121个概念与命题，选编相关文本并撰写专门的义解。梳理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征，并讨论了中西哲学之间的交流互鉴问题。对中国哲学史上各时段、各学派、各人物进行了介绍，并对原文的疑难字词进行了适当的注释。本书既可以作为哲学专业的通识教材，也可以作为学习中国哲学的入门书籍。

作者简介

龚晓康，贵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大学出版社副社长（主持工作），国际易学联合会常务理事、阳明文化转化运用研究省创新团队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阳明心学、佛教哲学。出版专著多部，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邓国宏，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哲学、先秦哲学（荀子哲学）。出版专著多部，在《道德与文明》《孔子研究》《哲学与文化》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书籍目录

《尚书》

一、洪范九畴

二、天命靡常，惟德是辅

《诗经》

一、克配上帝

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周易》

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二、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三、生生之谓易

《论语》

一、天命

二、克己复礼为仁

三、为政以德

四、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老子》

一、道

二、德

三、有无

四、无为

五、自然

《墨子》

一、兼爱

二、天志

三、非命

《管子》

一、心术

二、治心

《孟子》

一、性善

二、尽心知性则知天

三、知言养气

四、以德行仁者王

《庄子》

一、逍遥游

二、齐物论

三、心斋

四、道术

出土简帛文献选

一、五行

二、性自命出

三、心是谓中

《公孙龙子》

一、白马非马

二、离坚白

三、审其名实，慎其所谓

《荀子》

一、天人相分

二、礼者，养也

精彩试读

中国哲学虽然与西方哲学出于共同的“哲学原型”，但由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故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脉络。一般而言，中国哲学的发展可分为先秦哲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四个时期。

基于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中国哲学重视形上与形下的贯通。

《易传》有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形上本体之“道”与形下现象之“器”并非截然二分者，而是“器在道中”“道在器中”，甚至“道即器”“器即道”。“生生之谓易”，中国哲学所言的“本体”，非是西方哲学所言的抽象概念，而是既“寂然不动”又“感而遂通”者。至宋明理学，则从体用的角度阐发之：形上之道作为本体，隐而不显；形下之器作为发用，显而不隐；形上与形下的贯通，是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本体与现象虽有隐显的差别，但其实只是同一个世界的不同面向。

第二，中国哲学重视大我与小我的区分。

《孟子》既言“万物皆备于我”，又言“大体”与“小体”，可见他区分了“大我”与“小我”。庄子也有类似的观点，其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此处之“我”即为“大我”；而“吾丧我”之“我”，则为“与物相刃相靡”之“小我”。大我与小我的区分，亦为宋明诸儒所重视。程颢喜言“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即是要人体证“大我”。王阳明明确提出“真己”与“躯壳的己”的区分，前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为“大我”；后者“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故为“小我”。但是，“大我”与“小我”的区分并不意味着有两个不同的自我，而毋宁说同一自我具有不同的维度。所谓的成圣成贤，不过是破除小我的自私执着，以回归与物同体之大我。

第三，中国哲学重视性善与性恶的辨析。

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说，启发了儒学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孟子即心而言性，“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心中即具有仁义礼智等向善的力量，故其主张“性善”。荀子所言之性，为人生而就具有的自然情性，“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放纵情性则有恶行的发生，“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荀子主张“性恶”。孟子之性善论，挺立了人之道德本体。荀子之性恶论，则看到了教化的力量。宋明诸儒则区分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前者出于理，为纯善无恶者，是人的先天道德本体；后者理与气杂，为有善有恶者，表明人需要道德的转化。

第四，中国哲学重视存理与去欲的工夫。

关于“理”，《说文解字》有云：“理，治玉也。顺玉之文而剖析之。”“理”为玉石自然之纹理，然需顺其纹理而剖析；前者表明“理”具有先天的性质，后者表明其呈现不离后天工夫。与“理”之自足性相反，“欲”则表示某种缺失性。《说文解字》有云：“欲，贪欲也。”欲望之义，就在于贪婪地攫取外物以满足小我。宋明理学家皆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即通过存养天理而灭除自私意欲。王阳明对理欲问题则有新的发明。一方面，他提出“理也者，心之条理也”，天理不过是本心天然的条理。另一方面，他认为七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七情若是顺于本心，则具有道德的动力；“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七情若是有执着，则沦为“人欲”。理、欲皆出于本心，两者并非有直接的对立。与理相对立者，乃是欲之执着，故王阳明认为存理灭欲之实质，在于去除欲望中的自私执着以复归本心的天然条理。

第五，中国哲学重视良知与知识的辩证。

孔子虽然强调“生而知之”，但“入太庙，每事问”，表明他也重视知识的习得。孟子主张人有不虑而知之“良知”，荀子则强调“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孟荀之论“知”，实有不同的维度，体现在宋儒那里，则是“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王阳明以“德性之知”为良知，以“见闻”为知识，谓良知与知识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心之虚灵明觉即是本然之良知，其动而有意与物之间分离：一方面，“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以良知为本体；另一方面，“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物以良知为本原。故良知实为认知活动生成的源初场域。良知既为吾人先天之心体，不因后天之见闻而有，故能不滞碍于见闻。就见闻之知而言，其是以意与物的分离为前提，并在主客的交互运动中而形成。而意、物皆出于良知，故见闻“莫非良知之用”，而良知“亦不离于见闻”。王阳明承认知识具有客观的价值，但又认为知识需要良知的指引，故他持一种即知识而超越知识的中道知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