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应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明史专家方志远教授以线上报告的形式做了题为《明代的禁海与“走私”》的学术讲座。来自《中华海洋文明课程》的90余位学生，以及来自中国海洋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西北大学、赣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80余位师生在线听取了讲座。

方志远教授做报告

方教授认为，明代是一个长期被我们忽视、误解、评价较低的朝代，但实际上明朝和西汉一样，都有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自我发育过程，有一个主要通过社会内部的变化从凋敝走向恢复、走向繁荣、继而衰亡的过程。在文治武功、社会发展等方面，明朝都有其重要意义与地位。

明代是中国与海洋密切关联的时期，既有“郑和下西洋”的盛世壮举，也有时松时严的“海禁”政策，既有外国使臣“梯山航海，万国来朝”的胜景，也有沿海持续十数年的倭乱，海洋与整个皇朝的统治纠葛在一起。

方教授以时间为线索，集中对明代“海禁”政策的演变以及皇朝运行轨迹进行了详细讲解。方教授从在苏州太仓黄渡设置的市舶司以及在南京城外建起的“十六楼”说起，展现了明朝初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而至洪武元年，随着舟山市“兰秀山民”民变的发生，同时沿海地区“倭寇”骚扰频繁，又与中国沿海地区的“海盗”相互勾连，成为困扰明代海疆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禁海”由此而起。洪武三年，朝廷开始在浙江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力量，黄渡市舶司也被撤除，同时不断颁布、重申禁海令。

这些部署，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肃清海盗、消除“倭患”，保沿海民众平安，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明初的海禁政策固然有维护国家海洋安全的因素在内，却与沿海民众以靠海谋生的生存方式格格不入，沿海渔民和海商由此也被迫半渔半盗、亦渔亦盗，半商半盗、亦商亦盗，日本商人及武士、浪人来到沿海，倭寇与中国沿海地区的通番“奸民”逐渐成为明朝两大边患之一的“南倭”、“倭患”，很大程度上正是“禁海”所造成的。

究其根源，则是古代中国属于“内陆”的农业国家，明朝以农立国的精神不变，禁海是或迟或早的事情。在严令禁海的大背景下，郑和下西洋浩浩荡荡的船队，不但是向南洋、西洋诸国彰显国力，也是对所有在中国沿海活动的倭寇、海盗的威慑。

无论是大规模“倭寇”的爆发时期，还是“倭患”平息之后，无论是内地还是沿海的官员，都有相当部分根据海上形势的变化和基于沿海民众的生存需求乃至国家的财税考虑，倾向于开放海禁，于是迎来了有限的“隆庆开海”，而被葡萄牙人经营的澳门，更发展成为东南沿海的“巨港”。万历三十二年，由于各种原因的驱使，西班牙人在吕宋将两万五千华商尽行杀害，使得沿海的形势趋于紧张，朝廷又逐渐收紧了海疆政策，但和洪武禁海一样，走私是永远禁不了的，禁的只是大陆与海外的官方交流。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大量的海外白银通过民间交易进入中国大陆，但大多和官方没有关系。

最后，方教授总结到，王阳明曾说：“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梦的过程中，要以史为鉴，吸收各家所长，汲取古今中外、全人类的智慧，是为大道。

来源：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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