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5日，值王阳明先生诞辰550周年之际，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研究所、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广东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阳明学与朱子学交涉”工作坊以线上的方式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台湾东海大学、 中山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及研究院的学者热情与会。本次工作坊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的主题为“朱子学与阳明学会通”，下半场则为吴震教授新著《朱子学与阳明学》专场研讨。

工作坊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张卫红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学智教授与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立胜教授分别致辞。

张学智教授首先从哲学和哲学史的角度对朱子学和阳明学进行了定位，认为朱子学和阳明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高峰，二者虽然代表着相当不同的反思方式，但阳明学处处有朱子学的影子，它是从朱子学出发，发现朱子学的问题，并试图在个人遭际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深刻反思并试图解决其问题。其次，张教授认为中国哲学应该有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写作方式的著作出现。吴震教授的《朱子学与阳明学——宋明理学纲要》即是这方面的一部探索性的著作。它将哲学史与哲学的方法交织在一起，“力图打破哲学史按人头或学派来安排叙述过程的线性处理方式，而突出哲学史的问题源流及义理脉络”，并兼顾了问题意识和知识点两方面内容，是近年来关于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一部优秀著作。

陈立胜教授指出与朱子学的对话在阳明学的诞生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总结了阳明学（陆王心学）与朱子学交涉历史中的三个流派：第一、严辨派。此派基于朱子学立场对陆王心学进行批评，并将其作为异端加以排斥，如陈建、张烈等；第二、早异晚同派。该派乃基于陆王心学来会通朱陆异同，如程敏政、王阳明等；第三、调停派。此派乃对两家异同进行肯定者，如李二曲等。陈教授认为，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会通不仅仅是哲学史的问题，也深入关涉到现代新儒学的开展，如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冯友兰等都有对理学心学进行会通的立场与工作。而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吴震老师刚刚出版的《朱子学与阳明学》，该书跳出了传统的朱陆门户之见，基于广义的理学视野，基于问题源流和义理脉络相结合，全面阐述了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哲学基础，为学界更加深入地探讨朱陆、朱王异同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最后，陈立胜教授代表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团队对吴震教授的新书出版表示祝贺，并向所有与会老师表示感谢，期待这次的工作坊能够在朱子学与阳明学会通的议题上为学界呈现出最前沿的成果。

第一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副教授主持。

浙江大学哲学系董平教授作了题为《朱陆同异的再认识》的报告。不同于传统的朱陆对分，董教授将南宋的主要思想分为三家：朱熹、陆九渊、吕祖谦。朱熹的思想是从人的后天经验出发，通过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知识实践之积累，向先天进展，经过豁然贯通，实现先天和后天的浑然一体的通达。而陆九渊则采取的是“先立乎其大”的路径，即先确立人的先天本源状态，以此统摄后天经验。吕祖谦则把人放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去考察，人是历史世界中的人，历史和现实的贯通就代表人的先天和后天的贯通。三者的不同，在于其关于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世界的逻辑建构的起点不同。但正是这种不同，才体现出思想建构本身的丰富性。

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学智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朱熹、王阳明的天人情怀》。他首先指出王阳明实际上是从朱子学进入，通过自己毕生的磨砺和体验，实现对朱子学的一个转进。张学智教授提出一个“‘大’良知”的概念，认为传统所谓的良知只是指人的天赋道德意识，但王阳明通过其一生中“百死千难”的实践活动，使良知的内容得到极大扩充，即从天赋道德意识扩充为一种由人的理性、情感、直觉和意志等各种精神活动内涵互相依持、激发、辅助而共同构成的一个良知的总体。由此，王阳明将朱子所说的一般性的“理”落实到活生生的、当下敞开的心上，从而能够与具体的事物对接起来。

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蔡家和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由“知行合一”谈中国文化之特色——以孔子至阳明为例》。蔡教授一面考察了中国哲学中从孔子到朱子再到阳明一直延续的一种“重行而不废知”的文化精神，它偏重个人的道德圆成、伦理秩序之建立；另一面则梳理了西方哲学中从古希腊哲学到康德再到黑格尔的“重知轻行”的主流传统，它易于开出科学法治精神。双方各有所长，中国未来哲学之发展应当在不忘“知行合一”之本的基础上，充分学习西方哲学之所长，实现相互间的淬炼与激发。

中山大学哲学系张卫红教授作了题为《朱子心论与阳明心论之比较》的报告。她指出，朱子所讲的心具有超越于气的意涵与功能，是形上形下之间者，并不完全是经验认知心。但若就朱子与阳明心论之比较来看，朱子之心虽然不完全是经验认知心，但也不是本体之心，不是“即理”“即性”之心，朱子的心与理之间仍有间隔。朱子之所以让心与理、性始终保持间隔，是因为他更注重通过工夫实践将经验心加以转化提升的必要性，他的工夫论就是以经验心为着力点，走主敬穷理、以心合性的渐进路径，以此将经验心向本然心渐进地转化。

第一场发言结束后，张学智教授就线上师友提出的良知与恻隐之心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解答，并进一步阐发了“大良知”的具体内涵。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傅锡洪副教授就如何理解朱子的心与理之间的间隔的问题作了补充，认为心终究是经验层面的，因而是有限的，相对而言，理则是超越层面的，因而是无限的。张卫红教授就线上师友提出的王阳明所谓“心外无理”的心与作为“形上之气”的心之间的区别问题作出了回应。

第二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宋健老师主持。

中山大学哲学系郑淑红副教授以《“两极”与“一体”：理解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一个视角》为题，认为朱子的哲学体系并不是一个二元架构，而是一体之两极相互涵摄、依存，通过两极来言说一体，而非对一体境界进行直接描述。其义理结构为动静交织的两条主线——动态的生成变化与静态的结构秩序之间的对立统一。此种言说方式体现着宇宙秩序与道德秩序的相互依存、渗透的“二”结构，为儒学保留了一个充满张力与丰富性的形上的理世界。

清华大学哲学系高海波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高攀龙的格物说》。他指出，高攀龙的格物说强调格物与知本、修身（修身为本）关系密切，格物就是“反求诸身”的工夫，而格物工夫的目的则在于体认至善的性体（求至善、复性）。这一方面是为了修正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的传播及其所导致的道德虚无化的流弊，另一方面也进一步阐发朱子格物论，救正朱子学末流支离之弊，回应阳明学对朱子学的批评，因此具有融合心学与理学的特点。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翟奎凤教授的报告题为《阳明良知说与朱熹虚灵不昧明德论》，他认为朱子用“虚灵不昧”表征明德，并常以“明珠”“火光”等譬喻之，展现出明德的灵动性。阳明也常用“灵昭不昧”“昭明灵觉”等描述良知，实际上是接续了朱子晚年的思想逻辑，但他更强调本体虚灵与主体虚灵的一体性，而这个一体性则落实于良知本体。此后的明清儒者则倾向于将朱子“虚灵不昧”的明德与阳明的“良知”贯通起来讨论，甚至认为二者之间完全等同。综上，透过对“虚灵不昧”的历史诠释，我们可以看到朱子学与阳明学融合的一个有趣视角。

华南师范大学的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雷静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刘宗周独体论的思想历程与义理建构》。她详细梳理了刘宗周“独体”概念建构的思想历程：52 岁始提“独”为“好恶一机”，54岁明确提出“独体”概念，66 岁指出“好恶之性发为喜怒哀乐”，在体用流行语境中，以“好恶一机”界定“独体”之为主宰流行的枢机、本体之含义，确立“独体”作为心性相即的统体。呈现出其“本体—流行—境界”的思想论域之推进与交相阐发的过程。

随后，陈立胜教授与高海波副教授就王艮的“淮南格物说”对高攀龙的格物说的影响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认为郑淑红副教授用相互贯通的、动态的“两极”关系取代陈荣捷现成的、并列的、静态的“两轮”关系来解说朱子学，可能展示出其义理系统的新面向，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另外，高海波副教授与雷静副教授就刘宗周如何调和心宗与性宗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第三场报告由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雷静副教授主持。

中山大学哲学系张洪义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朱陆之辨视界中的朱子“良心”说》。张老师认为，朱陆二人各自构成对方的边界，将两者进行比较，既有利于理清朱子“心”概念的多义统一，也有利于剖开象山心概念的实指。从工夫实践的历程对两者进行考察，才是最为可靠和有效的进路。张老师从良心的识取、动静工夫和最后所至境界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指出了两条工夫进路相资为用的可能性。

中山大学哲学系赖区平副教授报告的题目为《论工夫与心灵的同构性》。赖老师以心灵与工夫作为媒介与途径，来理解本体与工夫。心灵与工夫具有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其原因在于心灵与工夫在一定意义上是同一物事的不同面向，这使得我们可以进行某种视域融合的工作。工夫论与心性论的疆界乃是论说上的分别，而心灵与工夫的相通是心灵和工夫世界中的事实，这种相通可以被一般性地解释。他以《大学》《孟子》为例，对心灵与工夫的同构现象进行了剖析，并指出工夫是一种自觉追求完善的心灵活动，心灵有多少部分，工夫也就相应有多少部分，心灵呈现为怎样的结构，工夫也就相应有怎样的结构，因此两者可以相互诠释。

清华大学哲学系赵金刚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理学的通贯诠释——读吴震教授<朱子学与阳明学>》。赵老师认为，吴震教授的新著不是单纯的以人物为纲，也不是简单的按照问题叙事，而是以核心人物贯穿核心哲学问题。有人物，故活泼泼；以思考哲学问题的思想者带出问题；有问题，故推动思考，以贯穿理学史的核心问题提升哲学性；有比较，故彰显思想特色，在朱子阳明的双轮驱动下，带出全幅理学，展现理学的内在张力。此书的突出价值在于：一是注重对材料、概念的哲学分析；二是在问题的导引下，比较阳明朱子；三是扬弃新儒家，特别对牟宗三、冯友兰的说法进行反思；四是充分吸收世界性研究成果；五是具备两创的意识；六是以哲学材料的概念分析为基，广泛吸收各领域研究。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钱明教授报告的题目是《鲁中王门的形成与展开》。钱教授的报告围绕鲁中王门展开，以田野调查与资料收集为出发点，从地域的角度对鲁中王门进行了总体性的介绍。通过王阳明与山东的人缘、学缘及文缘三个方面对阳明与山东的关系展开论述，并从阳明周边弟子与门户两个方面考察了鲁中王门的形成。最后，钱教授指出，王阳明讲学教化及其门人后学传播王学的重点地区，大都集中在几个水系的沿岸及附近流域，并且又因这些水系所形成的“网络”具有地域、跨地域的特性，从而使得这些水系的沿线文化表现出具有共同体特征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沟通性。

在讨论环节中，赵金刚老师与张洪义老师就朱子思想中“良心”“明德”概念与道心的关系、前者能否还原到“道心/人心”的结构进行了讨论。张洪义老师表示，两者都指向义理对心规范的状态，其概念内涵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论题上有所差异，需要分别进行讨论。傅锡洪老师认为，道心仅强调心与天理相合的状态，而”明德”“良心”则直接发自天性，前者的范围更广。与会学者还就“心灵与工夫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的具体内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四场报告是吴震教授《朱子与阳明学》专场研讨，由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仝广秀老师主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何俊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象山为什么攻斥朱子——兼评吴著<朱子学与阳明学>》。何教授指出，吴教授新著在形式上打破了以人物为聚焦的旧模式，但又不把问题意识变成没有边界的泛泛之论，而是将人物汇聚在朱子学与阳明学两大思想脉络之中进行处理。用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视野来谈宋明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吸收了日本学者的成果。但吴震教授指出朱子学与阳明学之视角的发明权不在日本，而是古已有之，可以说是通过日本学者研究的刺激，回过头注意到自身学术传统中潜在的智慧。最后，何俊教授结合吴震教授书中的论述，对象山为什么攻斥朱子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旭东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走向一种文化论的宋明理学观——吴震<朱子学与阳明学>横议》。方教授指出，吴震教授对文化概念的使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主题，体现出吴教授突破从哲学角度讨论宋明理学的惯有模式，揭示出新儒学作为一场文化运动的性质。将哲学与文化进行对比，体现出文化叙述对吴教授的重要性。将新儒学置于哲学与文化的视域进行考察，是本书比较特别的看法。方教授认为对于精神性文化与作为见体或见道的实践智慧这一界定与前述的文化论述存在张力。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许家星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作为思想运动的宋明理学”如何可能——简评吴震教授新著<朱子学与阳明学>》。许家星教授认为，吴先生此书“以思想运动为纲”，“以哲学问题为领”，与国内同类的宋明理学史著作注重时代、人物、派别的写法不同，而是以朱子学与阳明学为中心，从思想运动的视角来展开论述。由此突出哲学史中的问题源流与义理脉络，更好地凸显了宋明新儒学的哲学性，突出了研究的哲学性、问题性和综合性。同时，本书教学与研究的兼顾，充分体现了吴先生的比较视野，反思意识，时代关怀。最后，许教授就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与进一步的思考。

同济大学哲学系陈畅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作为思想运动的宋明理学”如何可能——简评吴震教授新著<朱子学与阳明学>》。陈教授主要围绕“‘刺激-回应’模式的问题省思”和“阳明心学与气学的思想异动”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和讨论。陈教授说，吴震教授提出了“广义宋明理学”这一独特的研究视野，即把宋明理学视作一场整体性的思想运动，将不同阶段的理论建构视作前后相继的思潮，由此将理学放置于中国文明内在发展的脉络中作出定位，呈现为一种思想文化运动乃至社会生活重建运动。在此分析框架中，理学的心性形上学建构主要是由儒学自身的思想资源起着促进作用，而非单纯地受佛老刺激而作出的回应，其目标是重建一整套的文化-社会秩序。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增光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理学、心学与经学——读吴震教授<朱子学与阳明学>》。刘老师指出，吴震教授极为注重宋明理学的文化与文明意涵，而新儒学一词能够涵括文明、文化与社会政治思想等多个面向，对该词意义的激活体现了吴老师的文化情怀。刘老师还以周敦颐《通书》中“通”的意涵作为切入点，引入经学视域，探讨了从古今之变视野下经学与理学转化的视域贯通理解汉唐到宋明的思想变革的可能性。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傅锡洪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朱子学与阳明学>对今后宋明儒学研究的若干启示》。傅老师就吴老师著作对气学的定位进行了梳理，并对该书在朱子学与阳明学研究方面的创获进行了讨论。在朱子学研究方面，傅老师从理气论、心性论和工夫论三个层面举例进行了说明。在阳明学研究方面，傅老师围绕良知自知、良知与气的关系以及阳明后学分化的内在机理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在讨论总结环节中，仝广秀老师认为，吴震教授著作中关于“宋代新儒学与经典理学化”的阐发有助于我们理解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思想转型。宋儒以经典的义理诠释作为理学建构的具体方式，跳出汉唐章句注疏之学的范式，对经典做了全新的义理化诠释，由此形成了承先启后的宋代新经学样态。新经学与经典解释学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未来研究着力的方向。与会学者还对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哲学思想的普遍性与文化形态的特殊性之间的张力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工作坊闭幕式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主持，吴震教授致闭幕辞。

吴教授对中山大学哲学系操办此次会议以及与会者的积极参与表示了感谢，表示自己在这一天的讨论中受益匪浅。吴教授主要从朱子“理一分殊”思维模式的角度，对于哲学的普遍性与文化形态的具体性这一问题进行了阐发。吴教授指出，不能脱离文化视野对哲学进行抽象的讨论，必须落实在具体的文化形态上。吴教授还就本书的性质与写作缘起进行了介绍，并就教材与讲义的关系进行了说明，认为讲义是按照研究者关于课程的心得想法，在没有固定框架约束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写作，因此用讲义来定义本书或许是更合适的。

来源：搜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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