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思想观念、体系中，天下就是世界，天下体系意味着世界体系。当然，主要由儒家提出的天下观，在现代话语中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转化为世界治理的观念体系，但确实可以提取出很多有价值的要素、概念词语。

中国古代所谓的天下，很多情况下解释为被“天”覆盖的所有区域，也就是“四海”之内的九州，不仅仅限于“中国”；但也可以用来单指“中国”。如《重思天下》这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天下的多重性实际上既为儒家理想秩序提供了理据，也据此提出了差异性理论。儒家所说的天下为公，也可以从不同层面来解释，但无论如何这是以小康为基础的，由内及外予以发展。

大航海时代开启了殖民掠夺的时代，不同列强竞逐殖民霸权最终迫使大家共同接受一套分赃秩序，承认彼此既得利益，调停常态化的利益纷争。基于此建立的国际公法和外交原则，主要原则就是“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英国近代的殖民霸权、大陆政策都是对此的最好诠释。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从经济人理性逻辑的角度佐证了这种原则。也正因为此，两次世界大战撕裂了欧洲秩序，显现出科学和启蒙的局限性所在，更是暴露出以强调利益而缺失伦理和道义为根基的外交观念、国际关系思想、政治理论的巨大缺陷。

《重思天下》一书由北京大学教授干春松、安乐哲主编，收入多位哲人对于中国儒家传统智慧如何有益于世界治理，如何补上全球体系共同利益连接中的道德约束等主题所给出的思考。正如安乐哲所言，中国儒学倡导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关系价值，并要求这种关系价值从人与人之间，推论至国家与国家之间，使得国家竞争上升为更高维度、层次上的竞争与协作，首先着眼于彼此合作、密切关系、基于共识的合作，而不是不断强化个体间竞争。安乐哲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本身就大大不同于西方国家在过去200多年来提出过、实践过的国际关系思想，从根本上就反映出中国传统智慧。

著名哲学家、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贝淡宁则就中国和印度领导下的亚洲区域秩序前瞻进行探讨指出，不同国家存在的等级差别，在当代国际体系中比较清楚地呈现出增加大国责任，保护弱国的特征，哪怕是冷战时期，苏东阵营和美欧阵营两大体系中，弱国其实有效实现了搭便车，这其实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的有关政治智慧。换言之，非西方的政治智慧其实起到了疗愈西方政治思想在实践中导致的具体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赵汀阳则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讨了天下究竟是什么。曾经有美国的政治哲学家巴博纳斯提出，中国受制于有限能力而难以（重新）建构天下体系，而只有美国才具备建立天下体系的充足能力——但这种思想的最大问题是，美式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但这本身是一个敌对思维营造的框架。巴博纳斯甚至认为，美国也形成了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出的“五服”：华盛顿特区-纽约-波士顿轴心；美国其他地区；盎格鲁-撒克逊联盟（以上为内部）；其他盟友国；非盟友国和敌国。赵汀阳指出，美国体系在文化传统上存在两个反天下的基因，一个是单边普世主义；二是以个体理性去追求排他利益的最大化。

相较而言，赵汀阳认为中国古代诠释的天下观，在层次上要超过美式的世界体系观，古代中国既不是西方政治理论家阐释的帝国，也不是宗教国家，更不是民族国家，同时还是内敛而非扩张型的国家，得以吸收众多文化和卷入多地多部而变成一个大国。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郑宗义则追问指出，赵汀阳所谓的天下，究竟是不是一个国与国联合起来的类似大联邦的制度，这其中如何有效嵌入现代主权国家的平等、权利、自由等观念？还有，谁是这个天下体系中的“周天子”，能否理解为跨国的金融、技术公司的经济主导地位，就类似于西周时期周天子对天下体系的共主地位。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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