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6日，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儒学院联合主办的“宋代心学研究的新开展暨何俊教授《本心与实学》新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聚焦复旦大学何俊教授关于象山心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宋代心学研究的新开展”为主题，总共三十位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学者参与讨论。与会学者围绕象山心学的历史定位、朱陆之辩、孟子学渊源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讨，为今后宋代心学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何俊教授首先回顾了《本心与实学》的写作缘起，象山一书源于2019年应陈来教授之邀于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进行的研究项目，并特别感谢了杨国荣教授的支持，强调本书的完成离不开学界同仁的支持与指点。其次，他阐述了本书的研究方法，指出其有别于传统哲学史路径，而是基于孟子“知人论世”的原则，希望将象山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進而致力于探索“具身性的思考”的如何可能。

第一场大会发言由复旦大学吴震教授首先发言。吴震教授指出，《本心与实学》延续了余英时先生注重历史语境与细致发掘思想文本的研究风格，精准把握了象山哲学的历史意义，既突出“本心”作为传统哲学最高范畴的理论地位，又发掘长期被忽视的、宋代区别于狭义明清经世之学的“实学”维度，对宋代心学研究的推进意义重大。吴老师还指出，对象山心学（如“无极太极”之辩）的研究可纳入宋明理学整体视野进行深化，以形成更丰富多元的象山学面貌，并寄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作为宋明理学研究重镇的持续发展。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丰研究员强调，何老师以“古镜重磨要古方”为方法论自觉，将个体思想置于南宋社会结构变革中考察，既超越传统哲学史的概念推演，也融合了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这不仅填补了象山学专著的空白，更对中国哲学方法论转型具有范式革新意义，首次系统地构建起涵盖陆象山“哲学世界-思想世界-历史世界”的三重研究架构。

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阐述，《本心与实学》的学术贡献体现于两方面：其一，在理学与经学两大脉络间保持平衡，通过考察陆九渊对道在时空维度（宇/宙）中经由实事、六经到本心的演进路径，重新定位其思想在宋明理学史中的独特价值；其二，突破了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传统框架，以“本心”（道体）与“实学”（工夫）为核心架构，通过解析“吾心-宇宙-事”这一核心哲学问题意识，揭示陆九渊思想的内在逻辑，进而凸显了象山心学“古今圣贤同心同理”的普遍主义特质。

华中科技大学朱人求教授强调，何老师重新定位了朱陆之辩的历史意义，象山“心即理”与朱子“性即理”的本体论差异虽路径相异，却殊途同归于实理与实践的追求，由此突破传统对“易简工夫”与“支离事业”的对立解读，揭示二者实为互补共生的关系，如同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进而原创性地提出“理学共同体内部竞争”理论，论证朱陆在维护儒家核心价值观上高度一致，其论辩实质是共同体内通过思想竞争激发活力的表现。

上海师范大学樊志辉教授认为，《本心与实学》的贡献在于突破义理复述，揭示象山如何贯通“实学”（即儒家安顿世道人心的实践学问）与“本心”，从经学注疏传统中开辟出“因本心称义”的简易路径。这一思想的意义堪比奥古斯丁与路德在基督教神学中的范式革命，确立了象山作为“理学改革者”而非“孟子复述者”的独特思想史坐标。

西安交通大学常新教授最後指出，何老师与余英时先生皆采用“从小切口看大历史”的研究理路，贯通微观考据与宏观思想脉络。《本心与实学》突破传统儒佛之辩的本体论、伦理批判框架，创立“功利论辟佛”路径——从社会现实维度批判佛教脱离家国实务。这一转向既回应了南宋国力孱弱的时代需求，亦为批驳程朱斥其为“禅学”提供了坚实的论据。但横向比较研究仍然不可或缺，通过对比两派辟佛策略差异及其对后学的影响，更能更立体呈现象山学的实学特质。

第二场大会发言由河南大学叶平教授首先发言。叶平教授指出，《本心与实学》对象山“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影遁，盖时不同”一言的解释或有争议。朱子重概念分解、象山重统整的思维分野，象山的“十字打开”应着重强调主体性的确立，是以本心作为“十字”的中心意义，而非“纵横双重”的展开。存心与尽心应理解为本体与实践的浑融统一，分割阐释恐违反象山反对概念分解的精神实质。

随后湖南大学陈仁仁教授强调，宋代道学语境中的“实学”属哲学范畴，意指本体论层面的实在性——无论理本论（理为实）、气本论（气为实）或心本论（本心发用为实），皆强调内在道德践履之实。相比之下，明清之际的“实学”则属社会思潮意义下的经世实学，聚焦外在事功与经济实务。《本心与实学》中“实学”特指前者，重在揭示陆九渊将“实”锚定于本心本体与工夫实践的哲学建构，即本心自得即内在之实。在阐释道学实学时，若能补充与明清经世实学的辨析，可进一步阐明二者（“本心自得”与“经世实学”）皆是儒学内部思想的产物，从而为经世实践提供更坚实的心性根基。

复旦大学才清华副教授提出，《本心与实学》解构了象山心学“六经注我”的单一诠释模式，揭示了象山心学包含经学转出理学与以心性重构经典的双向动态。书中敏锐地捕捉到象山语言的双重性，既有经学的分析性语言，更重引导主体践履本心的活动性语言。这不仅打破了牟宗三对象山语言观为“启发式语言”的定论，揭示了文本形式对哲学表达的塑造作用，也为解读看似逻辑跳跃的语录体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方法论示范。

陕西师范大学江求流教授特别提到，孔子后儒家传统较少系统论及德福问题，故象山任地方官时，针对当地设醮祈福习俗，选择宣讲《洪范》“敛福锡民”章，并批判佛教宣扬外在德福一致的观点意义重大。象山基于心学，将幸福定义为内在状态而非外在寿富，强调回归本心为善即可获得安宁，无须祈求神佛。这揭示了儒家“自求多福”的修养型精神道路与佛教信仰型道路的核心差异，不仅体现象山在儒佛辩论中的独特视角，也与康德在德福关系问题上的思考异曲同工。

江苏省社科院焦德明副研究员强调，《本心与实学》的方法论意在于有力阐明了以思想史支撑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生命力，从而为青年学者尝试此类研究提供了亲切的示例。书中精细的文本辨析颇具启发性，例如：其一，通过分析“墟墓兴哀宗庙钦”的案例选择，既揭示了本心概念的人类学深度，也展现了哲学思想与广阔思想世界的内在联结；其二，在论述象山功夫论时，以“深耕易耨之法”为例，指出象山详述农耕技术细节体现了其思想中蕴含了明清实学的根本特质。这可以启发相关的研究者关注思想与技术实践的关联性。

湖南大学于超艺老师最后指出，《本心与实学》不仅填补了象山《春秋》学研究的学术空白，将象山《春秋》学视为接续中唐啖助新《春秋》学传统、完成经学向理学转化的研究思路，亦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她补充道，象山“内惧于心”和“外恪于礼”的《春秋》学宗旨，同样体现在《公羊传》“缘民臣之心”等论述中；而书中对“夷夏之辨”的探讨，如象山处理宋朝复仇与议和矛盾的思路，与《公羊传》“春秋无义战”等观念形成回响，凸显了象山《春秋》学在处理国家问题时的思想张力，值得进一步阐发。

下午的第三场大会发言首先由东南大学陆永胜教授首先发言。陆永胜教授指出，《本心与实学》以内在性研究方法剖析象山的实学思想，突破了传统哲学史范式，对重思心学思想史具重要启示。他进而建议，可将象山学定位为“本心”之学的开端，阳明学等视为“后象山学”，并在此定位基础上拓展到外在性的社会层面，建构涵盖道统化、政治化、世俗化、学术化四重维度的社会化研究框架，从而为儒家心学的社会化形塑提供贯通性的学术谱系。

随后湖南大学殷慧教授强调，《本心与实学》具有以朱子之法治心学的特质，通过以朱子治学之密解象山心学之疏的辩证方法，既梳理了陆九渊对“实理、实事、实德、实行”的践履，又在经学语境中还原其“先立本心”的哲学抉择，由此不仅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元的象山学形象，也为现代学术承续儒家思想“血脉所依”的传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范式。

复旦大学徐波副教授谈到，自己对何老师著作的阅读始于《晚明与西学思想的裂变》，因为其中涉及到刘蕺山《人谱》跟佛教、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因此注意到《本心与实学》同样有回应中西哲学的問題。如书中后记何老师回应陈来教授关于象山本心的概念是“先验”还是“经验”的记载。由此徐老师进一步剖析，何老师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不仅成功平衡甚至融合了常呈张力的牟宗三先生的哲学建构路径与余英时先生的思想史路径，而且治学视野宽广，在方法上相容多元范式而不失“宗主”，行文保持温良恭俭的学术风度，极具方法论示范意义。

上海财经大学朱璐副教授认为，何老师《本心与实学》的研究思路，可以启发我们儒家传统实学的概念在现代社会问题的意义。朱璐教授分别以湖商在近代上海的发展和“资本”的最初翻译——“母财”为例，认为传统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下，可以重新诠释资本作为经济的平台应具包容性、流通性的特点，從而赋予商业实践的文化深度。

上海大学曾海龙教授指出，《本心与实学》延续并深化了其一贯的辩证框架（如以往著作中象山以过程为道、朱子以秩序为道的对比），并进一步运用于本书。这一框架深刻反映了儒学从汉唐经学的外在学术形态转向宋明理学时，其内在主体性建构的思想特质之形成，以及对于儒家政教秩序（如德政关系内化）发生的关键意义。

上海师范大学孙逸超副教授最后谈到，《本心与实学》在方法论上突破了宏观叙事局限，转而从科举、家族文化以及地域传统三重维度重建南宋心学的历史实态，标志着宋明理学研究范式从哲学阐释向“事件-制度-文本”互证的历史实态研究的重要转向。他进而说明，通过考证陆氏家族从民户到官户的身份跃迁，能够勾勒浙东地区独特的学术网络及其影响。

第四场大会发言由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首先发言。余治平教授指出，何老师对象山“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诠释已挣脱了以往哲学史关于象山学的刻板印象，澄清了象山的“六经注我”并非是个体经验的私人表达，其本心与道理仍须印证于《六经》为表征的文本。余治平教授进一步指出，象山对于经学的态度同样有助于当下哲学方法论的建设，哲学不应当止于抽象的概念分析的方法，更应当注重生活的归属、赋予生活以意义，由此方能以哲学支撑经学的展开。

随后厦门大学冯兵教授仔细讨论了《本心与实学》一书中关于象山“孟子十字打开”的看法，并何老师对以“存心”为十字纵轴而偏重于知、“尽心”为十字横轴而偏重于行的判断有所存疑。但将象山“心即理”诠释为“心具有认知理的能力”，这一诠释反映出象山心学较之阳明反而更近于朱子的一面，这或许会引发象山心学在哲学史的重新定位。

浙江工商大学王绪琴副教授指出，何老师将思想史、经学史与哲学研究等方法融于一炉，把相关文献放置在具体的情境中和脉络中加以考察，重建了象山所曾活跃于其中的真实世界，使得历史人物极具鲜活的生命感。举朱陆之争为例，何老师通过深掘朱陆二人的内心世界，将朱陆争论置于孝宗朝理学共同体的政治语境中，从而理清了象山为何采取强劲的姿态以攻朱子，这显示出朱陆二人思想在看似水火不容背后的内在共识。

西北政法大学俞秀玲副教授认为，何老师以“本心与实学”作为象山之学的切入点，其立意令人耳目一新。结合象山的生活场域与门人交游等方面，《本心与实学》缜密地还原了一个活生生的陆象山形象，这扭转了以往中国哲学研究所采用的以西释中的诠释模式，为中国哲学个案人物的研究提供了自主性范例。

武汉大学廖璨璨副教授指出，何老师所采用的思想史方法对象山学的研究有独到的适配性，何老师由象山的历史境遇进入其问题意识，从而将象山本人及其思想“掰开”，令人直接感受到象山的思想特色。一方面将“实学”引入到了象山思想研究与“本心”概念的讨论中，有助于把握心学本身的理路，另一方面则突破了传统观念中以明清经世致用的思潮为实学的学术叙事，为中国哲学的实学研究提供了典范。

复旦大学何益鑫副教授最后讨论了孟子与象山学之间的关系，认为《本心与实学》一书中对“孟子十字打开”的两个维度的诠释独具慧眼，这一解释不仅反映了早期儒家从孔子“浑无罅缝”到七十子后学结构清晰、条理分明的思想形态的转变，同时也为陆象山心目中的孟子与象山心学之间提供了一种结构性的理解框架。但告子学问的理解分歧是朱子和象山道德理论建构的要点之一，《本心与实学》对此关注相对不足。

研讨会的最后一场大会发言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志宏研究员首先发言。张志宏研究员指出，《本心与实学》揭示了象山虽无专书却尤重《周易》，讲学皆以“易理”为核心的特点。其解易融合义理与象数，悬置神秘诠释，强调“避凶趋吉”的实用功能，主张把握宇宙之理方可“顺极其吉，逆致其凶”，展现经验性阐释特色。关于“实学”争议，从书中界定为依本心面向事情所形成的切用知识，可知此一定义非指明清反心学的实用之学，而是构建了以本心为体、实学为用的“体用一源”的知识体系。《本心与实学》立体呈现象山学说，为后学树立了研究基准。

同济大学谷继明教授谈到，《本心与实学》并非传统纯粹的哲学个案，而是基于其通贯性研究如《南宋儒学建构》、《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的进一步深化，展现了其于哲学史、思想史之间“十字打开”的功力。如象山临终“祈雪”事件是如何彰显其民生关怀的本心，充分体现了何老师对哲学、历史细节的高度敏锐。但对比书中对象山与朱子的知识形态的刻画，象山作为关注经验现象的哲学家，而朱子则侧重形而上建构，若将阳明学归入朱子阵营是否会引发争议？学界对此或有不同的看法。

江苏省社科院孙钦香副研究员提出，《本心与实学》阐明了象山心学是如何以实学规避后世对心学的主观性批评，认为象山通过实心实事将本体意识转化为社会实践，具有与不同于阳明心学及其后学将功夫重心聚焦于内在意识的思想特点。但象山心学能否回应明末清初儒者对心学空疏的批判则仍然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对此，可引入王夫之“势”的概念作比较研究，由此对整个心学谱系的理论形成更丰富的认识。

同济大学刘昊助理教授强调，研究中国古代哲学需意识到思想家并非纯粹哲学家，他们有时兼具裁判、规则制定者身份。因象山的知识形态被认为不如朱子完整，故传统哲学史范式容易对象山有所忽视。但《本心与实学》突破传统，坚持从生活世界理解其思想，强调这非简单加总或如经济决定思想的决定论，而是关注生活世界与思想的互动整合关系。“实学”强调学以致用、落实于事功的精神，亦由陆氏弟子影响浙东，促成重经世、讲术数，在日用实践中体现儒家义理根基的学风，甚至对明清考据及东亚儒学都有深远影响。

复旦大学徐渊副教授谈到，作为研究先秦至两汉经学的学者，近年开始关注隋唐经学向宋代理学的转型。《本心与实学》为此提供了极为直接的阶梯。书中将陆九渊的解经实践置于理学的脉络中，说明其如何借助象数传统建构心学体系，并对比朱子重汉学客观性与陆氏重主观创新的差异。总体而言，本书行文凝练、引证解析明晰，突破了哲学史框架限制，不仅还原了陆氏鲜活的学术实践生命，也为实现哲学史与学术史的融合提供了示范路径。

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最后指出，《本心与实学》的学术贡献不仅标明了象山心学是经学向理学转型的彻底完成，更在于它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揭示了“心学知识形态”，即本心面向现实所建构的普遍性知识形态的建立是如何可能的；而这也是何老师延续余英时先生注重历史语境在方法论的独特贡献。但纯粹以知识形态的视角，能否充分涵盖宋明理学的核心哲学命题？这种处理虽聚焦于知识形态的生成，却也可能弱化了对特定学理的阐释深度。

最后，徐波老师对与会学者的远道而来表示感谢，随后何俊老师对书中未充分展开的问题，以及与会学者的提问进行了简单的回应，会议至此亦完满结束。

来源：复旦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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