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场首位演讲的嘉宾，顾久先生将西方的超个人心理学引入到了对阳明心学的理解中，他认为，超个人心理学可以为理解王阳明思想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顾久指出，虽然阳明心学不是心理学，心理学也不是哲学，但两者皆向往对个体生命的超越，注重自我的修炼和体认，拥有人与天地相融相通的宇宙意识，都强调不离日常生活并追求最高的觉知等。他认为，首先，超个人心理学与阳明心学都在感悟人与宇宙之间的合一与相通。其次，两者在对日常生活的重视程度上是一致的，超个人心理学注重日常生活的神圣化，阳明先生则反复提倡事上磨炼。超个人心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最终目标都是达到人生的超越和大境界，“一定意义上人是渺小的，但超个人心理学却能使得人顶天立地崇高地活着；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超个人心理学却能使人的生命充满着高昂审美的价值感。同样，我以为，阳明心学就是想达到这样一种境界。”

金世贞将环境哲学与阳明学相结合，阐述了良知与天地万物的一体关系。在他看来，融合了儒、道、佛思想的阳明学有许多亲近自然的诗歌及论述，含有丰富的生态论要素，对于解决生态文明危机能提供不一样的思路。他说，阳明的“天地万物一体说”中认为宇宙都是一个生命体，从这个角度出发，人就不能随着自己的欲望去随意破坏自然。

同时，他指出阳明学认为人是天地万物的“心”，这个“心”就是痛苦的中心，当自然的事、物、生命遭受破坏时，人能感受到痛，这就是良知。

“人类和天地万物一体的生命不是直接给予的，而是以不断的自觉和反省为基础，去除私欲，伴随着良知的修养才能进行。”金世贞总结说，当人类能克服利己的欲望，恢复与自然成为一体的生态感受性，并为之不断努力时，人类才能真正过上与自然成为一体的生活。

王晓昕分享了他对四个维度上“致良知”的研究。他认为，通过在四个维度上的“致良知”，能够真正贯彻“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且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造性实践和大同理想的实现。

“四维致良知”，即时时致良知，处处致良知，事事致良知，人人致良知。“‘时时致良知’的关键是‘意念方萌之际’，关乎‘未发’和‘已发’；‘处处致良知’最为重要最难的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事事致良知’里王阳明论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有事无事都要致良知’；‘人人致良知’涵盖了前三个维度，它从儒家个人的圣人理想到‘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再到‘满街都是圣人’，是关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造性实践。”王晓昕解释说。

王晓昕指出，孔子为了天下人的利益而疲于奔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王阳明也是。“王阳明的这个伟大理想就是要去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在世人尚不能理解他的伟大理想时，这个理想对他来说甚至是个梦，他把这个梦称之为‘仆之狂病’。他希望天下有识之士都能共同去实现这一理想，但前提是将他的良知之学共同倡明于天下，使天下人都知道怎样去致自己的良知。”

朴吉洙教授认为，王阳明在追寻人的本性和作用时，更着眼人的情感问题。“阳明的情感理论含有很多现代心理学的思想理念和方法因素，利用现代的视角重新解读阳明‘情’的思想，对于阳明心学的现代性意义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朴吉珠指出，王阳明曾提出“乐是心之本体”，从人的心来揭示乐时，乐是情绪上、情感上的，是人的本体。而程朱理学不可能有这样的理解。这里“乐”的关系要把它现代化，要区别深层的“情”的“乐”，和一般感情的“乐”，这两个“乐”之间的关系，“我们可将道德心理学与有关情感的哲学，例如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的理论相结合，再来解读王阳明‘情’的思想，例如：七情说，中和，乐等。”

张新民先生在对话交流环节与大家讨论了阳明思想如何进行现代性发展、转换的问题。他认为阳明思想的现代性发展需要汇集中西思想精华为现代所用，最终完善现代人格，丰富现代人格世界。

张新民指出，阳明的核心思想是成圣成贤，圣贤是人格形态完善的一个象征性标志。阳明的一生无论是“龙场悟道”之前或之后，都在追求解决人格完善的问题，让生命有一个尽善尽美的合理安顿。“尽心知性，需要归零，在一层层剥离自我之后，把握最本原的自我，本原的自我知性知天，就是宇宙论也是道德论。宇宙论的生生之道就是人性生生之道。良知之生生不息就是宇宙之生生不息。”

张新民提出，我们的生命有一个隐蔽的秩序，即良知的心体，它会转换为外显的行为，外显的行为有自己的秩序，它和内在的良知秩序是相通的。“当上下内外打通、合一之时，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这个完整的生命建构的世界才是完整的、立体的。”

郑宗模认为朝鲜王朝以朱子学作为官学和统治理念，造成了思想的封闭性，郑齐斗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身阳明学的研究，是向朝鲜的思想格局的挑战。“我们由《霞谷集》可见，他产生了颇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为朝鲜阳明学历史画上了重要的一笔，且注入活力。”

郑宗模提出，不少人只注重于王阳明与郑齐斗之间的连续性，尚未积极探讨程颢与郑齐斗之间的继承关系。事实上，除了继承阳明核心思想，郑齐斗也肯定程颢思想的独立价值。此外，王阳明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程颢的观点。

余怀彦在发言中指出，当今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之后，中国儒学思想就没有什么发展，但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他看来，孔子之后，中国儒学思想至少经历了“三级跳”，而王阳明作为其中的“最后一阶”，是中国儒学发展的高峰。

“自汉代独尊儒学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批经学家，建构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中心，把儒家神学化的思想体系。”对这种君权神授的理论，余怀彦评价它和儒家固有的民本主义的国家理论是相矛盾的。民本主义淡化了神的观念，认为它只能建立在民本基础上，人民才是神的主人。

对于朱熹创立的以理为中心的儒学思想体系，余怀彦认为，这种被官化的程朱理学，对于明朝以后的中国走向封闭、腐败和落后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只有另辟蹊径，走儒学改革之路。“王阳明以他的心学成了这部分人的代表。”

余怀彦认为，王阳明把中国哲学从以理为中心，转变为以心为中心，真理的判断只依靠每个人自己的良知。检验良知是否正确，一要看是否有益于“公”，即人民的利益，二要看知行能否合一，也就是实现致良知。“他使自己的生命发出了无比灿烂的光彩，也成功实现了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

韩国阳明学会研究理事金润璄讨论了近代时期霞谷学派的真假论。她指出，尽管程朱学占据明显政治优势时，阳明学在朝鲜被视为异端，但是霞谷学依旧创造性地重新解释阳明学，完成了朝鲜式阳明学的传承与发展。

霞谷学公认的基本精神一直是实心实学，其特点是强调个人的主题性和感通性。但是，金润璄认为，霞谷后学的系谱或学问因为缺少文献，并未明确查明全貌，连思想史的地位也没有明确。“为了霞谷学研究的进展，有必要对霞谷学派本身进行哲学性的争论分析，考察学派间的交流内容，扩大研究的外延，并确认霞谷学派的思想交流内容。”

金润璄指出，真假论的讨论，其实是对过去一党执政体制带来朝鲜衰弱的适当批评，以此说服对于现实政治具有批判态度的其他学派。此外，霞谷学派的主题思想在解放后还成为了韩国的教育理念。因此，近代时期霞谷学派在批评现实和改革方面起了一定的思想作用。

阳明学东传朝鲜是朝鲜朝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虽然阳明学在朝鲜朝未得到充分发展，但为这一时期的学者摆脱朱子官学开辟了一条通道，并间接促进了朝鲜朝末期实学的形成。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史光辉结合当时政治、文化背景，以朴世采与其学生郑齐斗对阳明学的态度为例，分析了阳明学对朝鲜近代新思潮萌发的间接推动作用。

“朴世采、郑齐斗虽为师徒，但对阳明学的态度却迥异。我的观点是，这是当时官学体制与学者治学旨趣综合影响的结果。”史光辉解释说，二者的态度均受朱子官学体制的影响，不同的是，前者以朱子学卫道者身份批判阳明学说，后者则跳出了既有的官学思维，通过比较朱子学与阳明学，从中找到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结合治学旨趣与现实发展需要，了解并接受了被官学排斥的阳明学。

史光辉认为，作为同一学派的学者，二人对阳明学的不同认识和理解，从侧面反映出尊崇朱子官学的朝臣与接受阳明学的在野儒者间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阳明学逐渐被知识阶层接受，并形成了“江华阳明学派”。

韩国圆佛教思想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朴成浩以郑齐斗的生平及其对“四句教”的解释为中心，探究了郑齐斗阳明思想的形成背景及其思想特征。

朴成浩认为，郑齐斗不是单纯地吸收阳明思想，而是把阳明学的主要核心思想要素与当时朝鲜学术的潮流加以整合，进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学说。“郑齐斗强调心性与求仁，认为心性与求仁的学问是圣贤宗旨，认为个中真谛存在于《论语》的‘求仁’与‘克复’、《孟子》的‘存养’与‘集义’等文段中，这是郑齐斗对经学的主要认识，今后他也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

朴成浩提出，郑齐斗在《善恶无定形》论说中认为四句教的核心为“无善无恶心之体”。霞谷将这句话视作体现与伦理善恶无关的心在本质上的无执着性，将心之本体的这种特性表达为“无定形”“无定名”，这个解释体现了霞谷对阳明思想的连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