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场首位演讲的嘉宾，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顾久从价值取向、道德发生和研究方法等三方面深化了对王阳明及其“心学”的研究，并进一步提出，以上三个方面也是深化传统文化研究时的三处落脚点。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瓶子”和“一副中药”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瓶子”只会形成孤立而僵化的理论体系，而“中药”是视具体“病情”辩证用之，这种针对交融、尝试、扩增将永无止境，形成辩证互渗与理论发展。“我觉得，学术是一种与民族、与时代命运和未来息息相关的东西。”

面对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变化和问题，韩国阳明学会会长金世贞尝试从王阳明的良知学中找到解决和应对的智慧及方法。金世贞认为，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生活环境正发生着急速的变化，巨大的变化虽然会带去很大的期待感，同时也会带来不安，而人类的创意性是应对这种不安与变化的一项必备条件。“我觉得，创意性的原动力就是良知和良知的随时变易性。在未来，我们应该与所有物质相生、共生，这才是王阳明所说的‘天地万物一心’。”

贵州省阳明学学会会长王晓昕在他的演讲中借用逻辑学的推论方法，论证了王阳明所说的“无善无恶”就是“至善”。他认为，王阳明关于“心之本体”的诠释性表述含有丰富的内容，且具有高度的连贯性，“他的诸多表述中，以‘无善无恶说’和‘至善说’最为典型和集中，而‘无善无恶’与‘至善’又贯通为一，体现了他‘心之本体’论在诠释学意义上的高度连贯性。”王晓昕指出，王阳明说心体上无善无恶，是指既没有一个与恶相对的善，也没有一个与善相对的恶存在于心体之中，所以说“无善无恶”。而这个没有善和恶相为对待的“无善无恶”，就是“至善”，是超越了善恶对待的最高的善。

韩国阳明学会副会长金容载认为，“人文学”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真正竞争力。因为人类真正需要的是“重视关系甚于个体”的人文主义，而我们可以在东亚儒学、特别是在阳明学里寻找到这样的文化价值。在他看来，阳明学第一核心概念是“良知”，良知并不是我们享受“幸福生活”的需要，而是因为人人都要追求“正直生活”。第二核心概念是“亲民”，“亲”表示良知自然呈现出来而扩大到社会关系的形态，蕴含着我和他人之间的“关怀”与“同感”。但是，“宽容”并不意谓着承认“优劣”之分，而是承认彼此间的“差异”。

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王路平在他的主题演讲中，系统总结了王阳明在龙场遭遇的五大苦难，以及王阳明克服这些苦难的五种人生态度，后者使王阳明获得了拯救的力量，并从存在的焦虑中找到了存在的勇气。王路平认为，王阳明的“龙场悟道”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启示：即我们在身处困境的时候，也要学会像王阳明那样，用自己最本真的人生态度，从自己的内心中找到拯救自己的力量，来改写自己的人生。

韩国阳明学会国际学术理事郑宗模从熊十力“体用不二”的观点出发，指出“体用不二”就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理论必然达到的在本体论上的结论。他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熊十力的观念是受到阳明学的启发而提出的。王阳明屡次强调本体与作用的合一，阳明学传统重视工夫与本体的合一，其理由都是为了加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实践性。在当下的道德实践中，主体并不是从属于实体或本体的被动物，而是成为创造自己的内在本质的主体。延伸来看，这些精神涉及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以诚，乐莫大焉”之义理。

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院长赵平略深入分析了王阳明的孝顺思想，并指出王阳明所提倡的孝顺原则是安亲，孝行应该以安亲为目的，因为亲安才能心安。王阳明的这一孝顺理念，值得我们学习和践行。赵平略认为，王阳明眼中的“孝顺”只要有一颗平常心就行了。心安则气和，气和招致福气。他在孝顺与福气之间建立了联系，但没有刻意的许诺；没有许诺，自然也就不会有失望。这个新的联系不再依靠奇行，不再指望奇迹，只需要一颗平平常常的心。

韩国阳明学会国际交流理事朴成浩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与阳明学的思想价值为主线，通过深入浅出的分析，提出了可以将王阳明“万物一体说”中的统一融合思想和“心即理说”中的主体创造特性作为阳明思想的人文学省察，来解决“融合与创造”这一人类精神革命课题的主张。他期望阳明思想能够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以人为本的“融合与创造”道路上的希望。

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专职副院长史光辉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传习录》文献文本的形成过程、《传习录》各版本的特征以及明清两代对《传习录》的评点与阐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全景式地展现了王阳明哲学思想经典之作——《传习录》的传承脉络，对研究《传习录》文献文本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同时，他指出明清两代不管在文化还是在文学上都各有特色，《传习录》体现了两代文化及文学的历练，是两代文化的见证者。

韩国阳明学会总务理事赵智善对韩国人性教育的现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结合王阳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思想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指出，可以从阳明哲学中找到新的人性教育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致良知”工夫法和人性教育追求的目的一致，都是人的本性的恢复。所以，以阳明“致良知”工夫为根据的人性教育可以解决道德的习惯化对学生产生的强制性问题。